生命因改革开放而裂变

陶继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让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走向，我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1978年，对我的整个生命来说，无疑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在苦海中的挣扎

1964年我考取了山东省重点高中郓城一中，并有了考取重点大学的希望；然而十年“文革”粉碎了我的梦想，并将我打入到近乎地狱一般的生活底层。

那十年，我挣扎过，反抗过，可全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想当一个民办教师，都没有资格；也曾被公社工商所黄所长看中，让我到那里当个临时工，但这也被大队干部一言回绝。即使逃至河南等地拉起排车，连续三年，春节都不敢归家，可最后还是被大队干部“押解”回去接受批斗。于是，一年365天，除了下大雨与春节一天，我几乎都在拼命地出着苦力，或被严酷地批斗着。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依然被戴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游街示众。

高考让我的生命重生

1978年，终于可以参加高考的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因“政审”问题，在省招办将我的报考材料投向相关大学的时候，还是没有被录取。直到全省的专科学校都已经开学三周之后，我才收到了被济宁师专补招的录取通知书。

就是这张通知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粗布衣服走进济宁师专78级中文系教室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用看怪物一样的眼光盯着我。

我并没有觉得尴尬，而是报以微微一笑。

能重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或在图书馆里静静读书的感觉，对我来说真是美妙极了！

知识之于我，就如久旱突降的甘霖。即使在每周五傍晚骑车回家的七十多里的路上，我也是一手扶着自行车车把，一手拿着抄写下来的经典，念念有词地背诵着。好在当时路上行人与汽车很少，所以，从来没有发生一次事故。

我的学习成绩持续攀升，第一年期末考试，几乎受到了所有学科教师的表扬。第二学期一开学，学校就让我为79级中文系的学弟学妹们开设一场有关如何学习的讲座。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报告，那个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自始至终，除我之外，整个会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大家都在安静地听我演讲，演讲一结束，会场里响起了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我知道，这只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很长。

毕业考试，我的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都考了100分的满分。

在课堂教学中脱颖而出

1980年7月，我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与“文选与写作”的教师。第一次领取工资，尽管只有37元，可对我来说，那绝对是一笔极大的财富。我从此有了一个确认的身份——人民教师。

曲阜师范学校师资雄厚，高手云集。如何在较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让我教的学生能有较大的收获？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除了吃饭睡觉和短暂的体育锻炼之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备课与试讲上。备课并非简单地写成教案，而是在认真研究教材与翻阅大量课外资料的基础上，将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写成讲稿；试讲则是每天晚上学生自习之后，我在教室里连讲多遍，直到满意为止。

渐渐地，我爱上了教学，甚至可以说迷恋上了教学，学生也爱上了我的课。

痴情教学，专心研究，让我有了很多对教学的思考。于是，我开始撰写教学论文，投稿于有关报刊，竟然有十多篇文章得以发表。

1983年，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山东教育社急需35岁以下、有一定教学水平且发表过文章的教师担任编辑，当时符合这一条件者并不多。是年11月，我走进山东教育社，当起了《山东教育》文科编辑，开启了生命的另一个航程。

在山东教育社中“步步升高”

两年之后，山东教育社领导让我担任《山东教育》文科组负责人；1987年，由我负责筹办《当代小学生》并担任该刊主编。

在这期间，我不但对编辑刊物兢兢业业，而且组织了很多全省及全国性活动，有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以山东教育社、《齐鲁晚报》和山东教育电视台联合举行的“全国十佳少年齐鲁行”，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为了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费用。当时心无旁骛，只要对扩大刊物影响有利，即使负债也在所不辞。同时，结合《当代小学生》的整个工作，我还撰写了《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与<当代小学生>》这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7年，我被提拔为山东教育社副总编辑，后又兼任了《中国教育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主持记者站的工作；后来担任总编辑后，我仍然做着《中国教育报》记者。

这11年来，尽管分工是编务工作，但某些有关山东教育社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在了前头。比如《当代小学生》转成正式刊号，比如两次中层干部聘任，比如在发行工作遭遇困境时的突围等。

退休成为精神生命新的起点

2008年退休至今，又已过去10年。

在此期间，我成了一个自由人，步伐却从山东走向了全国。

我的采访范围不断扩展，除西藏外，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采访的足迹，并且撰写成文，在报刊上发表。在退休之前的60年，我出版了7本著作；而这10年，我出版了45本。

10年的时光，让我感到，60岁退休，不应当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终结，而应当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另一个辉煌的起点。

时代塑造与成就人

反思自身走到今天的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是时代对人的塑造和成就。

1978年之前，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可是，我连当一个民办教师的资格都没有。记得有一年盛夏的午后，我从嘉祥县城化肥厂拉着满满一地排车化肥返程的时候，看到路东一个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有十多个人在那里午休。那种羡慕真的难以言表，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要能够成为一个工人，也能像他们那样住在县城集体宿舍里，那该是何等的幸福！

可旋即就回到现实，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梦！

不是自己没有能力当一个民办教师或一个工人，而是那个时代不可能让我如愿以偿。

何止于此！忙了一天的农活，回到家里正要吃饭的时候，大队的喇叭里又会“及时”地播放批判我与父亲的播音稿。

更有甚者，我的家也被抄了，即使大门与房门，也被席卷一空。迫不得已，只好用高粱楷编织成漏风的大门与房门。

我曾作过各种形式的抗争，希望能改变一下当时的命运；可事实上，愈是抗争，结果就愈加惨烈。

记得有一天在挖村里水坑里的泥土，我的一双鞋与下衣全是黑色的泥浆，就连脸上也是黑泥点点。当时有同村青年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泪流满面。他说，像我这样有文化的人，怎么也干起这样又脏又累的活呢？

其实，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应当不应当？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不只是让我从一天又一天又苦又累和被批判的绝境中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精神生命。

再没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人能阻挡我前行的道路。只要我努力进取，多做对自己成长、对他人有益的事情，社会就会为我提供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于是，我有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而且“跃”与“飞”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远，生命也越来越有意义。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我可能还是一个农民，甚至可能一直连当一个正常人的资格都没有。常常在想，不奋发向上，就愧对改革开放给自己提供的机遇，就不配作是一个大写的人。

要抓住机遇而不是错失机遇

可是，我的同班或同级的个别同学，并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却在毕业后一味地享受生活，不再努力学习，也不再积极工作。当其60岁退休的时候，精神生命也由此而终结，甚至怨天尤人，以至身体也每况愈下。

人是要懂得感恩的，感恩的不只是父母，还有社会。感恩最好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退休之后，本来可以安享清福了，可是这10年间，我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采访，采访对象有教育局局长、校长、教师等，我将他们的精神成长撰写成文予以发表，以期给更多的人以启示。来到济南已经35年，我一直都是在学习着，工作着。每年的除夕与春节的下午，我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要么读书，要么写作。有的说，如此劳苦，何必呢？其实，我却从一般人认为的劳苦中，品尝到了巨大的乐趣与幸福。

善待他人，发展自身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句座右铭：“善待他人，发展自身。”这与我的本身经历有关。在我被人整了十年之后，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诫我：“永远不要再去整人！”有的人也曾对我说，某人对人如何如何不好等，我都一笑了之。因为我心里没有仇恨，有的只是感恩。我还在善待他们，今天他可能不知道我心之善，明天就有可能知道；明天还不知道，后天就有可能知道；即使一辈子也不知道，可由于我心安然，就有了心灵的平静。

仅有善待他人还是不够的，还要不断地发展自身。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且，发展才能真正对得起改革开放。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看来，人的潜力是何其大也！但如果不激活潜力，它就有可能处于沉睡甚至死寂状态。君不见，有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之后不再努力与发展，若干年后，不也“泯然众人”了吗？

我自知自己的起点不高，只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让发展成为“硬道理”。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学习与工作，我都不希望自己在同一个平面上滑移。我常常说：“昨天的陶继新，一定赶不上今天的陶继新；明天的陶继新，一定超越今天的陶继新。”事实确是如此，我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超越，有的时候，我会自我聆听生命拔节的声响，并由此更好更快地走向发展之路。

那么，如何持续发展？我的体验是“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读书，即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因为经典中不但摇曳着智慧的光华，也多流泻着思想的要义。读这些书，就等于听大师上课，甚至可以与其进行心灵对话。它与读一般的书的效果大相径庭。因为有大师的引领，不更快更好地发展都不可能。所以，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与经典疏离过，对于《论语》《大学》《中庸》《学记》等古代经典，还进行了不止一遍的背诵与解说。

仅有“上天”还不行，还要“入地”，不然，再好的理论与学问，就有可能像飘在太空的浮云，一阵风吹来，便很快飘然而去。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几乎每周都要走进学校，听课、评课、采访等。于是对课堂教学、课程改革、教育管理等，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加之又多能写成文章，更让这种“地气”长存。

“上天”与“入地”，往往还是互相促进的。不断“取法乎上”地诵读经典，对于写作与评课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持续地采访与听课，就又对诵读经典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因为写得多，越写越好，全国各地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教育局局长、校长、教师等，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联系我，让我前往采访报道。由于持续不断地诵读经典，我成为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和山东省文化厅共同发起的“山东省青少年国学与科学素质大赛”决赛的总评委，并于今年获得了第四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年度人物卓越贡献人物奖。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我品尝到了一般物质收获所不能替代的幸福。

说到这里，还是要感谢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它，何谈服务社会，更遑论发展与成就。

原载于2018年12月《教师博览》（原创版），发表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