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品味的醉之“乐”

——试谈《醉翁亭记》

陶继新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诸多散文中闪着熠熠光辉的一颗明珠。它清峻自然、幽美恬淡，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似一泓清甜的小溪流水，令人品尝之后，顿觉情怡神爽，妙不可言。

全文四段，一气呵成。

第一段，写醉翁亭的周围环境、所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文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笔墨异常省俭，开篇即勾画出一幅丛山环绕、滁州自在其间的鸟瞰图。接着作者撇开山势总貌的描写，单推出“林壑优美”的“西南诸峰”。在这景色宜人的诸峰之中，作者又将笔锋单指“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可见，琅琊之美，在诸峰之中，又不同凡响，独具特色。以上所写，均系远观，全凭视觉，都为静景。究竟近看如何，还须循山游去：“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两峰对持，泉水潺潺，令人观之悦目，闻之赏心。这一动景置于静景之中，使得动静互衬，山水相映，更具情趣。然后，作者才点出了醉翁亭的具体方位：“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峰回路转”，可想山势曲折回环，“翼然”二字，则把醉翁亭四角翘起、凌空欲飞的情状写活了。由上可知，作者写醉翁亭时，是由远及近、由面到点着墨的：环滁皆山→西南诸峰→琅琊→酿泉→醉翁亭。这样，不仅清楚地交待了醉翁亭的具体方位，而且描绘出了醉翁亭周围的优美环境。下面，作者由亭及人，点出作亭者名为智仙之后，又着墨于醉翁亭命名的由来。“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究竟“太守谓谁”，作者暂且按下不表，催人卒读，真是匠心独运。接着，作者说明自号醉翁的缘由——“饮少辄醉”、“年又最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原来作者是寄情山水，以寻乐趣，并且寄托在酒上啊！这种“醉”真是出人意表，这种“乐”又是别开生面；至此，行文线索巧出，文中主旨隐露，可谓蹊径独辟，高人一筹。

第二段，写山间朝暮四时的不同景色及作者的感受。“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是山间的朝暮之景。可见，时辰不同，景色迥异：早晨日出雾散，傍晚云绕山间，山、林、雾、云，明暗变幻，色彩斑斓。然后作者又巧妙运笔，描绘山间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盛开，幽香扑鼻，一派明媚的春光；“佳木秀而繁阴”——美好的树木滋长繁茂，形成浓郁的绿荫，是一幅夏日的图画；“风霜高洁”——天高气爽，霜色洁白，秋天又是另一番景象。春夏秋冬只字未提，作者只是抓住了能充分表现四季自然景色的特征，巧作勾勒，便表现出醉翁亭周围变化多端的美，生发出摄人心魄的魅力。景色如此宜人，朝往暮归，当然也就“乐亦无穷”了。

第三段，写滁人之游与宴酣之乐，由写自然美转入写生活美。作者先把滁人游乐的图画，以寥寥数笔勾画出来：“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可见，有负者、有行者，有前有后，有歌有憩，有呼有应，有老有幼，往来不绝，熙熙攘攘，高高兴兴，真是一幅毕真毕肖、生动形象的游乐图。其色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传神入化，令人如入其境。从而表现出滁州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无忧无虑，暗示出其为政的功绩，流露出自己的欣慰之情，显现出他与一般士大夫大相径庭的生活情趣——与民同乐。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描绘了一幅巧设在这游乐图中的宴酣图。这种宴会，就地取肴，有“临溪而渔”的肥鱼，有琅琊的“山肴野蔌”。虽非山珍海味，但却别具风味；酿泉得酒，未必闻名遐迩，但却异香扑鼻。虽没有朝堂之上、官宦之家酒宴丰盛豪华，但却质朴清淡。宴酣之乐，不见歌姬舞女的轻歌曼舞，而且“非丝非竹”，乐器全无，可谓简单至极。但主宾之间，无贵贱尊卑之隔，有融洽亲睦之情，投壶得中，弈棋获胜，“觥筹交错”，也另富一种乐趣。因此，“众宾”“起坐而哗然”，感动快乐无比了。作者身处此境，与宾客共醉乐，以至“颓然乎其间”，达到了形神俱醉的程度。透露出作者甘于淡泊的情怀、与民同乐的思想。

第四段，写饱游归来的情景。“已而夕阳在山，人形散乱”，作者与宾客方才迟迟归去。可见，他是“朝而往，暮而归”的，也是终日寄情山水的。这是写归后景。当时出山寻乐觅食的鸟儿，此时也已结伴归来，游人既去，山林便成了鸟儿活动的王国，该它们独享其乐吧。作者“设想甚奇”，又由鸟及人：“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是万物灵长，具有思维能力，富有丰富感情，在风光优美的山间游乐，自然比禽鸟之乐更胜一筹。“但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是颇令人深思的：作者那独特的身份、独特的经历、独特的修养、独特的感受，确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如此层层推进，巧作比较，以前衬后，终于把太守知“乐”推向了顶巅。同时，也巧妙地点出了太守之“乐”的内涵，揭示出“醉”的本质：同其乐，即与民同乐，甚至与万物同乐。但可惜这种乐，禽鸟不知，游人不知，宾客不知，唯有自己晓知，所以“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最后，点出太守即作者本人。文虽卒尽，但余韵未歇，读者也在这“不绝如缕”的袅袅余音中，步进更深邃的思考的境界。

读罢全篇，掩卷遐想，便觉一个醉翁的形象在眼前晃动，一条“乐”的感情的热流在行文中流贯。这“乐”，有成为统率这篇似散非散、似骈非骈的散文的中枢神经。山清水秀，滁人游乐，宾客欢饮，太守自乐，环境、人物、感情，在乐的气氛中融为一体。但如果因此认为作者游山之际、为文之时，惟是乐哉乐哉，则又不免失之偏颇。因为庆历五年（1045年），作者为主持推行新政的范仲淹等人的遭馋受贬鸣放不平，结果也受到旧党的排斥打击，贬于安徽滁州。庆历六年，即作《醉翁亭记》时，其心中之忧，可想而知。况且作者当时胸怀大志，具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又一向以直言敢谏、关心朝政时势、体察民生疾苦著称，只是旧党吕夷简等主持朝政，芟夷新法，排除异己，使这一位志大才高的热心改革者，壮志难酬，夙愿不偿，这又岂能不忧？同时，从《醉翁亭记》中，也隐露出忧情苦意的端倪：当时作者年不足40，便称醉翁，是其一；经常出游，每每饮酒，寄情山水，是其二；“饮少辄醉”，是其三；“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是其四；作者在极力写“乐”的同时，又慨叹自己的“乐”无人知晓，是其五。因此，从所谓的“乐”中，有可以时时窥出“忧”的幽灵在徘徊。只是这条感情的线索隐蔽得异常巧妙，不易为人察觉而已。不过，欧阳修为何不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样直抒胸臆呢？这尤须顾及全人，方才知晓。作者直言敢谏，但又把因谏得罪，视为固然。既然自省不疑，达到贬所，也无须“戚戚怨嗟”，因此，他反对在贬所作“戚戚之文”。这可从《与尹师鲁书》中寻得佐证，也可从《夷陵县至喜堂记》及《醉翁亭记》的姊妹篇《丰乐亭记》等文中见其一二。这点，与他所尊崇的革新派领袖范仲淹有某些相似之处。更何况当时作者为政宽厚，又逢乐岁丰年，因而寄情山水，有意避免感伤的情调，故意不作“戚戚之文”了。

这篇散文，正是通过一乐一忧，一显一隐两条感情的线索，把看似松散的材料巧妙地组合起来，熔记叙、描写抒情为一炉，写成天韵自然、不假雕凿的上乘佳作的。

（原载于《中学文科教学》，198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