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教育奠基中国”栏目

【陶继新对话教育局长系列之十五】

追寻生命成长之道

——关于“轻负担如何轻，高质量何为高”的探索

陶继新  张树根

编者按：浙江省富阳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追寻“轻负担高质量”育人之道，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教育质量位于杭州市前列。为此，陶继新先生走进富阳，走访富阳教育，对话富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张树根。两人就“轻负担如何轻，高质量何为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间不乏新颖的观点与理论的高度。本报特编发两人对话全文，以期引起广大校长与教师的关注，使其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现行高考制度下可以“轻负担高质量”

【张树根】当前教育界存在一个观点和看法，就是在当前高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轻负担高质量”很难有作为。国家实施高考制度与学校实施的“轻负担高质量”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面观点的错误在于只强调了整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局部对整体的反作用。另外，“轻负担与高质量”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高质量是轻负担的目标，而不是负担的代名词，轻负担是高质量的途径和方法。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小岗村农民为吃饱饭而签订包产到户的生死合同，就是这个合同为全国农村改革提供了样本。这充分证明了局部推动整体的作用和自下而上改革的可行性。2007年5月，国家领导人来到无锡市第一中学视察。当她了解到无锡一中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形成了“轻负担高质量”的办学特色后，称赞该校是“素质教育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大家片面强调高考制度不利于学校实施“轻负担高质量”是不正确的。难道当初我们共产党人革命，面对的制度是好的吗？革命志士不就是凭着对党坚定的理想信念，前仆后继，取得了革命胜利。这难道不令教育界深省吗？教育改革与革命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教育改革也需要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高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轻负担高质量”，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的风险和阻力，但是是害怕承担责任，还是真正为了学生的发展，这是考验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无担当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无教育理想和信念的重要标志。

【陶继新】“轻负担高质量”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状态，也是通过努力可以变成现实的。这里的负担，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少学习，更不是一味地玩；而是要减去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课外练习题、那些令学生听起来味同嚼蜡的罗嗦之讲以及压在学生那里的心理负担，去学习更有意义与更多的东西。如果教师教学的时候能够像《学记》所说的那样，“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学生学起来就会感到轻松，如果再让学生走进自主学习的天地，学习不但会变得轻松，而且也必然是高效的。青岛二中多少年来就坚持不加班，星期天不上课，可是，每年都有一百多人被保送到北大、清华、浙大等重点大学，且有持续发展的态势。这所学校的校长孙先亮认为，那些以牺牲学生休息时间而去追求高考成绩者，多是事与愿违。我自己的学习与写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从来不加夜班写作，每天早晨锻炼身体，中午与晚上也不例外。看起来，我比别人工作的时候少了一些，可是，我的工作效率高，身体也健康。每个月我要出差半个多月，还办着一份刊物，且要发表4万字以上的文章。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高效呢？我告诉他们，就是心理没有负担，休息与锻炼时间比较多，有了一个好的心情与一个好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有了高效。有的人不断地加班加点，以至深夜不睡也在工作，结果，身体垮了，效率也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您所说的“轻负担高质量”并不只是乌托邦似的假想。所以，不管目前的高考制度如何，不管别人怎样，自己却要追求这种理想境界。不过，仅有追求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改变观念，要相信学生，要提升自己的思想与文化品位，成为一个思想境界高与学养深厚的教师，这样，不但可以名师出高徒，而且还会享受教学的快乐与学生乐于学习的幸福。

问题是对教育的评价体系出了偏差

【张树根】“轻负担高质量”探索之道虽然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不要因一时挫折和失败而放弃了为“轻负担高质量”而奋斗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前段时间，社会上认为某个城市高考失利是素质教育惹的祸，是“轻负担高质量”在实践上的失败。高考是应试教育的一种评价体系，不能证明素质教育的质量如何，就像时间的测量工具不能当成空间的测量工具一样，因此关键是要建立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美国中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失利，我们丝毫不会怀疑美国的教育质量，而总是认为美国的教育质量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我们一旦高考失利为什么就要承担被指责的压力呢？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中提到钱学森先生对周总理的一再发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周总理回答说：“我们的学生也很优秀，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的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中国人很聪明，但是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去获得世界最高奖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缺少创新发展的动力？为什么小学、中学很行，大学都还行，越到后来越不行？我想，除了教育体制机制上的缺陷外，学生在后续的发展中缺少个性的意志品质、缺乏动力的原因,应该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意志品质的错位。

【陶继新】这里面就涉及您所说的“高质量”问题了。什么是高质量？是不是考了高分就一定是高质量？回答是不一定。评价是不是高质量，分数是一个指数，而更重要的是情商，是不是能持续发展，未来是不是更有发展的潜力。所以，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尽管构建这个体系难度很大，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有所突破。可是，基本的评价应当是存在的，即德、智、体、心、美等几个方面都有比较优质的发展。为什么有的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照样学习不好，思想不佳，心理不好，以至自杀，甚至杀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与以前中小学教育有关？不少人只看到考取了名牌大学，却没有考虑这个学生只是考分高，而其他方面却有问题呢？看来，考了高分，不一定是高质量；有了高质量，即使当时考分不太高，但此后却会有更好的发展。

轻负担还要解决一个思想问题，那就是要让学生不要仅仅为了升学而承载过重的心理负担。要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让他们能够面对荣辱得失有一颗平常之心，要让他们学会合作，如此等等。学生有了这些品质之后，心里所想，就不再只是升学与考分，还有担当意识，还要考虑到其他同学。这样的话，一个人心灵升华了，那些畸形的心理压力就会少了。这个时候，高效也多相伴而来。而且，如果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意志品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形成一种持久的精神动力，即使非常努力，也不感到苦与累，而是决不放弃地行走下去，从而走进人生的幸福殿堂。

应从哪些方面来检验教育质量

【张树根】“轻负担高质量”的质量可以从不同层面去检验。我认为：从“教育法”的要求来检验教育质量。“教育法”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检验一所学校的国家标准，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校长以及教师都必须执行国家的办学意志，否则就没有质量，甚至是误入歧途，轻则误人子弟，重则误国殃民。教育质量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的质量，德育只能定性评价，体育从身心素质上讲，也只能够定性评价，但竞技体育可以定量评价。而智育虽然不能完全用定量评价，但实际上一直沿用了定量评价的方法。智育分高考学科和非高考学科，应试教育的质量只有高考学科的质量。我们要的质量除了高考学科的质量，还有非高考学科的质量，要智育质量更要德育和体育的质量。当然事物是联系的，德育和体育的质量都能够提高智育的质量。

【陶继新】目前，在中小学教育中，尽管也一直在喊重视德育，可是，实际上有些学校却多是重智育轻德育轻体育。而中国古代的教育，却是特别关注德育，以至于体育的。孔子所说的“学”，更多说的是学做人；好学者，也多指做人做得好者。在他看来，他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唯有颜回一人好学，而评价颜回好学的标准只有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即不将怒气无故地迁移到别人身上，不犯同样的错误，完全是从做的角度来谈的。颜回在其弟子中，不是以知识多与智慧高而赢得孔子青睐的，而是以做人好悟道深得孔子欣赏的。孔子所谈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竟然有两个方面是谈的体育方面的事情。看来，儒家先师是非常重视德育与体育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重视了呢？这与“应试教育”有关，德育与体育没有进入升学考试的范畴。这个问题不改变，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不管如何大喊德育为先，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如果没有考试，而一味地采取推荐的方法，就现在中国人的素质而言，不正之气必然由此生矣。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儿办法了，现在不少学校也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希望变成现实。

即使是智育的考试，也是有问题的。课程开不全者，开不好者，并非什么新闻与个案。即使必考科目的学科考试，也不少是重视了技术与知识，而忽略了智慧与品质。所以，被社会诟病的“高分低能”也就出现了。为什么有的地方考分非常高者进入名牌大学之后，却没有北京、上海等地分数并不太高者的成绩好，更没有他们的发展潜力大。所以，升学考试的改革，也成了目前中国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好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也有了一定的效果。相信这种终端评价的研究会越来越有成效的。

【张树根】从非智力因素（情商）来检验教学质量。您前面讲到：分数是一个质量的指标，而更重要的是情商。情商是非智力因素，它包括动机、意志、兴趣、情绪、人格。这是心理学范畴，比较难懂，换个角度讲，如果把学生成长看成是一列奔驰的火车，就不难理解情商了。火车启动需要动力，学生的成长也需要动力，动机是学生成长的动力，动机源于需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大层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能转变为持续的学习动力。火车有了动力会快速奔跑，奔驰的火车需要机械系统，它里面的轴承与轴瓦是钢性材料做的，而学生成长的钢性材料是坚强的意志品质，大凡有坚强意志品质的人不言败，爱迪生就是一个例子，他为了发明白炽灯做了上百次实验，当发明成功时被记者问及上百次的失败后终于成功了有何感想时，他说这一百多次不是失败而是成功证明上百种材料不能作为灯丝使用，最后一次只是成功证明了钨丝可以作为灯丝。我们不难看出，失败乃成功之母。不管多坚硬的材料，长期运动都会磨损，因此需要一个润滑系统。而学生成长的润滑系统是兴趣爱好，有了兴趣爱好才能对学习产生热情，并乐此不疲地学习，才能使学生成长的这趟火车持续运转。但如果碰到恶劣的天气和地质灾害，火车仍然无法正常行驶。学生成长的天气是情绪，因为情绪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智商的高低，往往情绪不好影响学习。天气晴空万里，火车一日千里，但火车的危险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大，为防止撞车，所以需要一个扳道系统。学生成长的扳道系统是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下的良好人际关系和健康人格，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成长扳道。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性格决定命运，“三决定”是情商作用的最好诠释。

【陶继新】为什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有了兴趣之后，学习起来就会乐此不疲。而且，兴趣盎然状态下的学习，还往往会让人进入到创造的巅峰状态，灵感频闪而生成特殊的创造奇观。学生某些方面的兴趣有的是生而有之，有的则是可以培养的。比如读书，就要从小培养。当一个孩子从小喜欢上读书后，就可以形成习惯，并在读书中享受无穷的乐趣。

但是，仅有兴趣是不够的。兴趣有的时间长、有的短，有的甚至瞬间即逝。而让这种兴趣持之以恒的重要元素，就是您所说的动力。一个有使命与担当意识者，即使遭遇巨大的磨难，也多能坚持到底，以至爱之弥坚。动力是不同的，有的动力大，有的动力小。如果只是为了摆脱当下的困境，那是下位状态的动力，摆脱之后，就有可能裹足不前了。相反，如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则是上位状态的动力。想想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人们，他们终始如一的昂扬斗志，让人生有了壮怀激烈的美质。可是，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少了这种积极向上的教育，甚至认为这些都是太过遥远。其实，少年立志，是自古有之的。如果这个时段不进行立志教育，以后花上很多时间，往往也是事倍功半。

【张树根】从基础教育定义来检验教育质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尤如造房子打地基，高质量指的是地基的质量，而不是地基之上建筑物的质量。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普遍存在着不注重地基，而是急切地造高楼大厦，这对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害的，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哲学家卢梭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家杜威进一步阐明教育的本意就是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成长。

农夫为庄稼生长需松土、锄草、浇水、除虫、施肥，庄稼才会茁壮成长。化肥、农药会使庄稼生长得更快、产量更高，但导致土壤污染，庄稼含有残留的农药，其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大棚为农作物遮风挡雨，抗酷暑抵寒冻，但是这种反季节的农作物品质不如自然生长的好。教育也一样，加班加点、题海战术、满堂灌、无限制地延长学习时间，这会让学生的学习成绩有量的提高，而学习品质受到影响。校园不能成为学生遮风挡雨的大棚，让学生在温室中成长，只会是降低了学生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后劲。农夫知道不同季节、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状况、不同土壤种不同作物，不同作物施不同性质的肥，不同的病虫害施不同的农药，否则就会欠收或颗粒无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陶继新】当今社会的喧嚣，使得不少人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速成违季食品，也有了五花八门的速成人才。即使名师，有的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速成者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有名有利者。于是，更多的人就在这方面趋之若鹜。前不久我作完报告后，有老师问我:“怎样才能迅速成为名师？”我回答：“真正意义上的名师永远没有速成品。”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真正要做一番大的事业者，就要“回归农业”。我当过十年农民，深知庄稼成长是不能拔苗助长的。如果违背了生长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这一点，农民比我们教育专家更聪明。所以，当一些人大谈快速成长，以至于超速成长的时候，已经走进教育的误区，小则害了自己，大则害了更多的人。

【张树根】用“道”来检验教育质量。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质量，授业是第二位的质量，而现在教师把授业放在第一位的质量。所谓“道”就是做事讲规律，做人讲品德。学校里的事就是教育。学有规律，教也有规律，按照学生学的规律和教师教的规律这不算是有“道”，教师教的规律与学生学的规律协调一致是真正的教学大“道”，才能产生真正的教育效果，才谈得上真正的教育质量。就如电视台有发射频“道”，电视机有接收频“道”，只有当接收频“道”与发射频“道”调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够接收到信号。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状态下，教育的“道”是不一样的。这尤如学生跑步，短跑需要“抢跑”，用爆发力来进行百米冲刺，而长跑起跑时需要调适呼吸和节奏，慢慢助跑，如果用短跑的方法去进行长跑，之初看上去跑在前面，但往往不能持久，慢慢被别人追上，跑不远甚至中途退出。一个人的学习就如长跑运动，都说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如果用短跑的方式来进行长跑学习，其实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陶继新】关于道的重要性，我们的古人已经说得相当精彩了。《大学》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开篇则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老子的《道德经》开篇也是说：“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则把他的教学总纲定位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将道放在了第一位。这个道，从哲学层面讲，是一种生命规则，顺之可行之远，逆之则行之不通。可是，看看现在很多学校的教育教学，又有多少人研究这个道呢？而没有道，也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准则。即使学了很多知识，也会如《学记》上所说的那样：“其去之也必速”。更重要的是，人格、心灵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将会出现人将不人的可怕结果。《周易》上不是说吗？“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看来，离开了仁与义，就不再是大写的人了，也就没有了教育的真谛了。

【张树根】用传统文化教育思想来检验教育质量。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内心欣赏、由衷赞美、见贤思齐、宽容包容。如果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能达到“仁”的境界，这种师生关系便是质量。道学的核心思想是“无为”，“无为”不是不为，“无为”不是妄为，而是以“无”的方式达到“为”的目的，就是“无为”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有形的手配置资源，而市场经济时代，市场这个无形的手非常有效地配置了资源，这就是“无为”而“为”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教学当中，“无为”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学科渗透等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便是质量。我国四大名著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告诉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人要有情有义，做事要有勇有谋，红楼梦讲的是情，水浒传讲的是义，西游记讲的是勇，三国演义讲的是谋。

【陶继新】《论语》中谈“仁”一百多次，孔子却没有给它一个学理层面的定义。不是没有，关键是孔子更多的是生活哲学，更多是指向个体的，是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的。仁更多的“隐藏”在内心，有着善、爱、宽、诚等品质的支撑。而礼更多地显示在外面，有着一定的规范性，但又不纯然是外在的表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了内在之仁，礼的外在形式将一文不值。而有了内外的和谐，才有了“文质彬彬”之美。道家鼻祖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当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孔子也十分推崇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那就是在位者必须人格高尚，必须有智慧，必须以民为本，必须有所为，而后不需要“为”而“治”啊！

【张树根】从学校自身对质量的双重评价来检验教育质量。在毕业典礼上，学校通常会以平均成绩和升学率作为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故取名为毕业典礼式质量。而在校庆典礼上，学校通常以培养了多少优秀毕业生以及多少名人作为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志，故名曰校庆典礼式教育质量。国外很多著名学校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其培养了很多总统、首相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大量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毕业典礼是眼前的质量，校庆典礼是长远的质量，因此我们在抓眼前质量的同时，也要抓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学校生存和发展、学生成绩与成才的关系。

【陶继新】之所以出现双重评价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唯名是举发展到唯利是举的结果。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大凡能够证明学校优质者，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很少有人在研究，为什么在毕业时的成绩突出者，若干年后却“泯然众人矣”，甚至有的为什么走进了犯罪的行列？而那些当时平常得几乎令人可以忘却者，为什么现在却有了突出的贡献？这固然与某个人后来的自我发展有关，也与当时的评价体系不无关系。一个人的成长，应当像庄稼成长一样，农民对它培育的整个过程就决定了它的优劣，老农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如果在校与毕业时全面正确地评价学生，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最应当研究，且应当尽快寻出有效解决办法的大问题。

学生的学习负担来自哪些方面

【张树根】以上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教育质量问题，我们不但要质量，而且要向轻负担要质量，学习负担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绝对性学业负担。完成某一项学业或掌握某一门知识，在不同的教学状态下，所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都会有一个必要的学习时间。当某种教学状态学习时间超过了这个必要学习时间，那么超过的这段学习时间就是绝对学业负担。如加班加点带来的就属于绝对学业负担。

【陶继新】目前在一些学校，特别是高三与初三，绝对性学业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一方面，校长与教师有一个认识上的错位，认为只要学生学习的时间多，就一定会有好成绩。其实，过犹不及，过多的加班加点，直搞得学生昏昏欲睡，非但提高不了学习质量，还会降低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别的学校加班加点了，我不加就“吃亏”。这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而受害的却是我们的学生。

【张树根】相对性学业负担。提高教学工作强度来换取成绩是相对性学业负担。如满堂灌和题海战术就属于相对性学习负担。无论是绝对性还是相对性学业负担都表明教学处在原始积累的状态，而只有通过提高教学水平，运用先进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技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学习时间就会比必要学习时间短，就达到了轻负担的效果。

【陶继新】相对性学业负担的问题主要出在教师那里。他们习惯了讲，习惯了满堂讲。不管学生是不是愿意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讲下去。而课堂本来应当是“教学对半”与“教学相长”的，而教师的独霸课堂，不但违背了教学的规律，也侵害了学生自我学习的权利。教学的效果，当然也不可能好了。

【张树根】结构性学业负担。教育质量应当从德智体来衡量，比较而言，现在的德育和体育的负担不是太重而是太轻了，而智育特别是高考学科，学业负担过重，从而造成了结构性学业负担。

【陶继新】前面已经谈到一些结构性学业负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某个教师或某个学校的努力，也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入手，特别是从升学考试改革方面入手。不过，在这种相对完善的考试机制没有建立之前，是不能等的。孩子只有一个中小学时段，如果在最需要全面发展的时候得不到全面发展，以后用上几倍的时间都是难以弥补的。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不能不看考试成绩，但更应当有一个良知。良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生命底线。有了良知，再加上认识上的到位，就会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张树根】输入性学业负担。输入性学业负担分为提前性学业负担和滞后性学业负担。提前性学业负担是指拔苗助长式的学习，这种学习的提前量是一个甚至几个学期。最典型的例子是幼儿园“小学化”，或者把初二的学习人为提到初三的难度，把新课的难度直接提到复习课的难度，下学期的内容大量提前到本学期来学习，这种提前性学习违背人的认知规律，学生把大量宝贵的本该回顾整理学过知识的时间,耗在了吃没有营养的夹生饭上，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滞后性学业负担是指错过关键期学习而造成的学业负担。语言学习关键期是在12岁之前，在那段时间内如果没有掌握语言，事后补课会事倍功半，增加学业负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是在18岁之前，而我们在中学阶段往往不注重这方面的教育，一旦错失这个最佳的教育时机，事后弥补不但效果很差，甚至无法弥补。缺乏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的学习，会产生学习困难，从而造成学业负担。

【陶继新】目前，输入性学业负担普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者不懂教育的规律。前置不好，错后亦不佳。为什么不好？前者纯然为了“应试”，既违背规律，也有功利心在作怪。后者则让教育错失良机。《学记》有言：“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其实小孩子有着大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小时候让他们背诵一些经典，对于他们的生命成长有着巨大的作用。背诵是有规则的：年龄越小，背得越快，忘得越慢；年龄越大，背得越慢，忘得越快。古人为什么主张要有“童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中小学生是形成良好习惯与世界观的最佳阶段，错过这个时期，就会贻误终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出现问题，“千里之行”就不可能了。

【张树根】总之，轻负不是无负，轻负也不完全是减负，轻负是指有适度的负担。有适度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适度的负担是实现高质量的必要条件。低效甚至无效的负担、超越学生承受能力的过重负担，都必须减下来，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铁腕治负，要用单位学习时间质量、单位作业质量来考核评价学校、老师的教学质量，我们追求的是轻负担下的高质量。

【陶继新】看来，“铁腕治负”势在必行。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机制，并且要形成一种制度文化。有的地方出台了“治负”的规定，也有了相应处罚的措施；可是，执行不力，人们没从心里认可，结果徒有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要“化”到心里，要“化”成自觉行动。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不能省减的。

不管是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在，有了这个“道”，再看万事万物与做事的时候，就有了超越常人的敏锐与智慧。您所谈的很有哲理，类似于这个“道”,而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也有丰富的生命体验。所以，您可以站在一个很高的视点上，看教育，且有独到的见解，以及一针见血的剖析。因此，在和您交谈的时候，总感到您有一种恢宏之气，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这样在引导校长与教师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就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张树根书记简介

张树根，男，1959年6月出生，浙江省富阳市人，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教育学院，本科学历，高级物理老师。曾任浙江省富阳中学党总支书记、富阳市委党校副校长、富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富阳市史志办主任、富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富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主持研究的《高中学生党建“五级目标三层管理”实践与研究》课题在1998年通过省级课题验收，并于1999年课题组获得了杭州市集体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12年6月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