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无以立身——《读<论语>,学做人》之三
不信无以立身——《读<论语>,学做人》之三
作者:陶继新        更新时间:2016-12-13

不信无以立身

——《读<论语>,学做人》之三

陶继新

诚信属于品格的范畴,一个人的诚信指数越高,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一向关注人格培育的孔子,在教学中就更加关注诚信教育。《论语·述而》中就有这样一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诚信教育,已经成为他的四项主要教学内容之一。

在孔子看来,“信”至关重要,他甚至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那怎么可以呢?正如大车小车没有驾车的横木木销,那它靠什么来行走呢?“信”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必备品质。如果缺失了这种品质,即使得到了高官厚禄和万贯资产,也一定会得而复失。

宋代大儒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正所谓“商海无涯‘信’作舟”。曾任美国波士顿市市长的哈特先生说,五十年来,他看到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生意人都是正直和诚实的人,那些不诚实的生意人大多数都会破产。他还在一次演讲中说:“诚信是一条自然法则,违背诚信的人是会得到报应的。”三鹿奶粉等事件的发生,正是诚信严重缺失的结果。他们一面在各种媒体上大肆宣传产品如何如何优质,一面却做着与其“言”完全相悖的不道德甚至是害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往日“著名”企业今日的破产,正是这个“自然法则”的必然“报应”。

如果说诚信是企业成功的必需品质的话,那么,从政就更需要守持信用。有一次,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说“去兵”还可以让人们理解的话,“去食”就需要我们好好琢磨一下,因为没有“食”人会饿死。但孔子认为,在老百姓那里失去了信任,就不能在精神上立足,比饿死还严重,所以,宁愿去食而存信。

有一次,孔子对子贡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意思是说,言语一定信实,行为一定坚决,这是不问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即使对“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孔子都给予了肯定,认为他们可以列入次一等的“士”的行列。而对当时的从政者,则不屑一顾地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说他们是度量狭小、目光短浅的人,算不上什么士。为什么算不上士呢?因为他们品格低下,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说的“小人”,并不是指道德不好的人。孔子之前的时代,“小人”是指没有地位的人。自孔子开始,才赋予其一定的道德价值判断。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一般都作为道德高下的评判标准,是一种价值区分。但也不尽然,比如这里所说的“小人”,就是指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但即使是这样的平民百姓,由于“言必信,行必果”,已经拥有了超越为官者的“士”的风范。

孔子就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为了实施仁政思想的心灵承诺,他奋斗了整整一生,即使知道了“道不行”,却依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认为,孔子之所以具有一般人无法超越的人格魅力,除了他的学识之外,诚信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春秋末年,兵荒马乱,孔子带领着一帮学生,周游列国十四年。其间有时候会受到很优厚的礼遇,但也常常受到冷遇,有时几乎走投无路,甚至有生命之忧,但这些学生却义无反顾地跟着孔子四处奔波。他的崇高人格已经定格在学生的心里,不管行进的路上多么艰难,学生也相信他,而且始终跟随他。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如何才能到处都可以通行时,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意思是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恭敬实在,即使到野蛮地区,也会行得通。讲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实在,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在面前;坐在车厢里,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行得通。其实,在回答子张问话的时候,孔子正困于陈蔡之间,这几乎是其周游列国中最为艰险的时段,可是,他仍然坚守“忠信笃敬”的原则,而且相信一定“行”得通。他的弟子子张对老师的话也是深信不疑,并且将孔子的这段话写到自己的腰带上,以便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老师的教诲。

《论语》中孔子关于诚实守信的言论很多,仅在《论语·学而》中,就有“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等。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信”的品质,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信则人任焉”;而执政者讲诚信,才能使老百姓诚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意思是说,领导讲诚信,老百姓就没有不把实情讲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诚信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友的原则,也是仕进和治国之道。

因为孔子将“信”作为了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特别讲诚信,曾子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韩非子》中记载的曾子杀猪的故事尽人皆知,在一般人看来,曾子做得也许有点“过分”,其实不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大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如果父母不讲诚信,就必然渗透到孩子的心灵之中,孩子长大成人,也会言而无信,甚至有的在儿童时代就已经谎话连篇。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也许有人会问,孔子如此坚守诚信,那么,他本人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要信守承诺吗?回答却是否定的。据《孔子家语·困誓》记载,孔子带领他的弟子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了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跟随孔子。他高大有力,贤良勇敢,对孔子说,我昔日跟着您在匡地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您再次蒙难,宁可搏斗而死。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非常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就放了你。孔子答应说不去卫都,而且还和他们盟誓,蒲邑人才将孔子放出东门。可是,孔子随后就前往卫都去了。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但孔子说:“要我以盟,非义也。”孔子认为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是不义的。既然是不义的,当然就不必遵守。从深层次上说,这不是不守信用,而是机智灵活,是对不义行为的反驳与蔑视。

秦朝末年,楚地有个名叫季布的人,曾是项羽的部下,几次献策,使刘邦的军队吃了败仗。刘邦当了皇帝后,就下令通缉季布。因为季布为人诚实守信,急公好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都会设法办到,所以很受人们的敬慕。在楚地盛传“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言论。汝阴侯夏侯婴同情他,就在刘邦面前帮季布说情。刘邦听说后,不但撤消了对季布的通缉令,还封季布做了郎中,让他负责管理宫中各门,不久又改封河东太守。之后,季布的名望越来越大,留下了“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比喻说话算数,信守承诺,被传为千古美谈。可见,诚实守信这种美德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正所谓“不信无以立身”。

(原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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