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沂蒙山区走来的“法布尔”
——杨同杰老师自费黄河考察纪实
陶继新
杨同杰已经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在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中，就有一场关于他的报道。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的电视台，也对他的事迹作了报道。那么，他有什么特殊背景吗？没有。他是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成人教育学校的一位生物教师，只有高中毕业的文凭。但是，他却和辞了职的妻子一道，于2000、2001和2002三年的暑假期间，三次自费考察黄河。其间可谓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他也因此而获得了“黄河百科全书”和“中国法布尔”的称谓。2002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表彰他为保护母亲河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环境总署秘书长向他颁发了“福特奖”汽车环保奖证书和奖金；2003年1月，他当选为第二届“教师出版基金杯”齐鲁十大新闻人物；2003年4月，他又被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评为“新世纪优秀人才”。2004年被临沂师院聘为生命科学院、农林科学院客座教授。而且，出版了几本专著。为此，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他读了有关法布尔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法布尔也并非昆虫研究世家，30多岁方才迷恋上昆虫。但法布尔却成了世界大生物学家。为此，他对法布尔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渐渐地，他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梦想。
杨同杰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那里既留下了他太多的童年悲苦，也是他走向生物研究的启蒙地。他没有伙伴可以共同演绎美丽的童话人生，只是独自在房后的小山脊上的昆虫世界里“斥强扶弱”——那还是一个未被破坏的生态圈，昆虫遍地都是。但令杨同杰遗憾的是，它们并不团结，相互争斗和弱肉强食的情形俯拾即是。杨同杰自幼受人欺负，最看不惯的就是以强凌弱。于是，他便将强弱大小相斗的双方分开，并对强大的一方斥责批评一番。但动物们不懂人语，继之而来的是强弱相争又起战火。杨同杰一气之下，便将强者捉住，摔出好远。渐渐地，他对昆虫世界发生了兴趣，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这个群虫相聚的地方，虽然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但昆虫们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声鸣叫，都会令他顿生惊奇。他不仅可以绘形绘色地描写昆虫们的形貌，还可以准确地说出它们的生活习性。
一年春天，“大寨田”里的谷子遭了虫灾，村民们只好用农药喷洒以杀灭之。随后，暴雨突至，积水流到水库里。但雨过天晴之后，水库里的鱼和所有生物却全部死掉了。这些无辜生灵的顷刻毙命，令他伤感了许久许久。他常常在黄昏的夕阳即将隐去的时候，默默地走到水库边，那无言的碧波里已没了鱼儿的快乐腾跃。12岁的杨同杰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虫子蚕食庄稼，村民用农药予以捕杀，于是虫子死掉；但庄稼同样也有了农药，人吃了之后，又会怎样呢?这，也许是杨同杰生物研究的原始自觉。
生产队毁林造田，将山上的树木砍伐了；第二年，昆虫也消失了。于是杨同杰在想：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因为人为的破坏而消亡。恐龙消亡的原因成了千古难解的“方程”。如果昆虫也消亡了，后人对它的破译与诠释会不会也要成为难解之谜?他决计制作生物标本，写明它们的衍变过程，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供参阅的真实资料。稍有空暇，他就跑到田野里，捉来昆虫，做成标本，用针扎在墙上。三间土屋的四壁上，真可谓五彩缤纷。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它们关心备至又欣赏不已。但1978年秋天山洪暴发，他家的土屋被冲塌。母子二人从一根木梁下死里逃生。有人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杨同杰失去了他的生命珍品，望着或被山洪卷走，或被屋泥压损而坏的标本，他已是欲语泪先流了。
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就在他的房屋被洪水冲垮之后的第二个年头，21岁的杨同杰成了沂水县的一位代课教师。虽是一个不大的山村县城，但对于杨同杰来说，却像是走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这里的图书馆有很多的藏书，特别是不少关于昆虫方面的科技书；这里有不少知识渊博的老师，特别是一些对生物有一定研究的老师；这里还有与昆虫研究相关的教学课，特别是到野外活动的实践课。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将自己研究的课题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认为，写作离不开观察，没有实地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便缺失了真实与生气。他带着学生到野外去细察小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并现场回答学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时他还“明知故问”，让学生观察得再细些，思考得再深些。回到学校，学生的作文大都言之有物，有的还写得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如见其物的感觉。他鼓励学生向报社投稿，这些“初生牛犊”还真的不辱师命，见诸报刊的佳讯频频传来，野外观察与执笔写作的热情不断升温。到1992年，杨同杰屈指一算，竟有数百篇学生习作陆续在全国报刊上发表。
指导学生观察与写作的过程中，也是杨同杰对于昆虫深入研究的过程。在这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也升华了不少理性的思索。他不仅制作了更多的昆虫标本，也写出了许多观察日记及分析文章。
杨同杰以前常为自己学养不深和“半道出家”感到遗憾，从来没有奢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生物研究专家。但他读了有关法布尔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法布尔也并非昆虫研究世家，30多岁方才迷恋上昆虫。但法布尔却成了世界大生物学家。为此，他对法布尔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读了一遍又一遍，依然不忍释怀。渐渐地，他开始有了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梦想。此“想”一出，他的追求就有了更加高远的指向，于是，成立一个科技馆的设想诞生了。1998年，他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两间，将以前在沂蒙山区采集到的1万多件昆虫标本和几十项研究课题逐一整理陈列出来。在县科委与团县委的帮助下，办起了一个家庭青少年科技馆，义务向全县青少年进行生态科普宣传。
既然成立了科技馆，馆内就要有比较丰富的的科普资料。充实馆里内容，提升科技含量，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沂蒙山区昆虫相当丰富，而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地形复杂，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群落密集，生物种群繁多。于是，两万多平方公里的沂蒙山区，便成了他和爱人考察的主要对象。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几乎每天都要和上夜班的妻子一起，去山野之中进行考察取证。昆虫物种的公布，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变化后昆虫物种的生存状态，以及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的种种现象与原因等，都成了他们考察的内容。
经过考察发现，生活在我国境内昆虫的2个亚纲、5类变态、32个目中，沂水区域就有29目。于是，他又对这29目昆虫中的500多个群种全部进行科学考察分类，制作了各类昆虫标本1万多件，并拍摄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照片。他还采集了一些濒临灭亡的孔雀蝶、大黑山蚁、地藏蜂等稀珍昆虫物种。他采捕到的一只长着三条细尾的形似黄蜂的昆虫，经鉴定，迄今生物学上尚未为它命名。
考察是艰苦的，甚至还有危险；但杨同杰却是乐此不疲。日出而行，日落而归，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令很多人匪夷所思，甚至有人说他俩犯了“精神病”。是的，他的执著痴迷真的有些“走火入魔”的况味。一次，为了考察玉米螟虫对玉米的危害，杨同杰曾经一个人蹲在玉米地里三天三夜没有出来。由于此前没有考虑到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带的饭食一天就吃完了。于是，他就以地瓜为食，以泉水解渴。爱人以为他失踪了，差点儿报了警。
采集标本离不开标本箱，可正式的标本箱买不起，只好自买泡沫板，自己动手做，将每个标本箱的成本降至三四元。但标本越采越多，标本箱用的也就越来越多，可家中的钱却越来越少。1999年，家里确实再也挤不出制作标本箱的钱了。这对于对昆虫研究的兴趣一天大于一天的夫妻二人来说，无疑于走到了“两难”的境地。看着愁眉紧锁的丈夫，妻子突然说：“同杰，你不要急，天无绝人之路。”她从柜子的最底层翻出来一包东西，一把塞到了杨同杰的手里。杨同杰小心地将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一一揭开，现出“庐山真面目”的是五块古色古香的银元。杨同杰的心里一颤，这可是妻子出嫁时爷爷送给她的最贵重的嫁妆啊，也是家中惟一贵重的家产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奶粉，都没有舍得将这些银元卖掉；爱人三年没买一件新衣服，也没有舍得动它一动的想法啊。但看着妻子决然的神态，看看家徒四壁的房舍，想想家无分文的窘迫，杨同杰一咬牙：“走，到银行去!”夫妻二人从银行换了将近200元钱，随即便赶到临沂批发市场，买来一大堆泡沫板。连夜赶着制作，不长时间，200多个标本箱小山似地堆在了家里，成为全家又一笔珍贵的财富。
有时夜深人静，杨同杰望着这些标本箱，酸辣苦甜诸般滋味就会在他的心里交糅涌动。有时他甚至会掉下几行热泪，任其在他那轮廓分明的脸上流淌。
当现代人在否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一古老的命题时，杨同杰却在深巷之中“酒香四溢”了——中国科学院对杨同杰的昆虫研究很感兴趣，要他赴京进行科学鉴定。这令杨同杰激动莫明。但80高龄的老母亲已经重病卧床两个多月，医院也已下了病危通知书。万一病危逝去，妻子一人在家怎能肩荷起这一重担?老人家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几十年，此行如果真的成为永诀，他将负疚终生。况且，到北京还要钱啊!看着徘徊不定的丈夫，妻子说，咱们俩多少年的研究并没有赢得人们的认可，好不容易有中科院为我们作鉴定，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家里你放心，老人家如果真的不行了，我就代你披麻戴孝，行儿子之礼。然后，妻子将从妹妹家借来的500元钱交到杨同杰的手里，让他立即起程。杨同杰与母亲妻子洒泪而别，带着标本图片和书稿，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中科院的专家们对于这位从山区走来的昆虫研究者免费作了鉴定，张广学院士亲笔写道：“沂蒙山区陆生昆虫区系的研究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而且还有可能在动物地理学研究上有所创举，为沂蒙山区的生态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指导。”中科院科技处还推荐乔格侠研究员参与这一课题研究。
杨同杰既激动又兴奋，他要赶快赶到家里，将这一天大的喜讯告诉牵挂自己的母亲和关爱这项事业的妻子。可是当他赶到家里时，老母亲已经与世长辞了!杨同杰嚎啕大哭，痛苦不已。但他没有沉眠于悲伤与内疚的长河里，他了解自己的母亲，老人家最大的遗愿就是希望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能够干出更大的成绩，儿子是她的全部家产与精神寄托。为了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杨同杰更加努力地工作。经过市科委对他的青少年科技馆严格考察后，杨同杰又自筹资金10万多元，于2000年3月成立了临沂市昆虫生态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他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走上了一条正规之路。其影响也日趋扩大，首都师大严忠诚教授、山东师大博士生导师林育真等专家学者，有的愿意参与研究，有的则给予了很大的鼓励支持；研究所还被中科院列为科研合作单位，一些大中小学则将其作为生物生态研究实践基地。
2000年4月，世界多样性生物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物生态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当代生物生态发展变化的走势。山东省只有一人到会，那就是应中科院之邀而来的普通教师杨同杰。他为此深感荣幸，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向世界级的专家请教，一方面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专家们很惊诧于这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并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听一些专家说，黄河流域物种分布极广，对其进行考察，对于全国生物生态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杨同杰突然萌发一个念头——自费到黄河流域去考察。当他将这一想法说出来后，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其间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意想不到的危险；但也有人非常支持，认为这种前无古人的行动，也许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黄河流域异常丰富的生物生态，对杨同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他满脑子思考的问题，都成了“到黄河源头去考察”。不管有多少艰险，都无法动摇他西行考察的决心与信心。
但杨同杰将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首先是经费：倾其全家所有，也就只有3000元；如此远征，所需的费用还有一个不小的缺口。但他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可以在支出上少之又少，在“设备”上简之又简。商店里的帐篷精美但是买不起，只好到市场上买来布料和不锈钢管，自己设计自己做；另外，自做标本箱，自做野外使用的蜡烛灯，自做煎饼，自买药品……
杨同杰意欲自费考察黄河的消息不胫而走，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县教委李长攸主任代表教委送来一架8000多元的摄相机，要杨同杰途中拍下最珍贵的资料；沂水镇党委、政府，沂水市科协，沂水县科委等单位也雪中送炭，在资金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正当杨同杰踌躇满志地将要踏上征程的时候，有些好心的人也在劝阻其知险而退。因为据可靠消息说，前不久一辆在黄河源头行驶的吉普车被一群恶狼围困，车上三人无一幸免，甚至连一根小小的骨头都没有剩下。杨同杰没有车辆，没有通讯工具，没有医疗条件；尽管他的妻子也要与他同行，但仍然是势单力薄。休说遇到狼群，就是碰上一只恶狼，他们两个也有狼口丧命的可能。况且黄河上游行路艰险，空气稀薄，随时都有缺氧的可能。所以有的朋友劝他们说，你们执意要行，绝对凶多吉少，必须做好殉难他乡的心理准备。
此行真的是生死未卜。可家里还有一个刚从烟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18岁的儿子，如果真的一去不复返的话，儿子将来何以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杨同杰徘徊过，思考过，但最终还是坚持出行考察。但他要给儿子一个交待，让儿子理解父母此行的意义。夜深人静时，他悄悄地写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儿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希望你不要太多的悲伤，我们以前不是多次讨论过吗?我们一家人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也就注定了一生要与贫穷和危险打交道。但爸爸妈妈的去世，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是因为要去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你应当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没有为你留下一分钱的财产，可我们却给你留下了一个市级研究所。这是我们用心血换来的一笔“遗产”，但这并不是留给你的。你一定要将它无偿地献给国家，并且不要索取任何的报酬……
2000年7月8日，杨同杰将这封遗书交给他的邻居：“拜托您为我保存这封信。如果我们能够活着回来，就请您交还给我；如果我们死在他乡，就请转交给我的儿子。”然后，杨同杰便和妻子踏上了远赴黄河源头考察的道路。
望着苍苍茫茫的天宇和一眼看不到边的荒野，杨同杰突然感到自己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而黄河源头，则是他的魂系所在。
三次黄河考察，特别是第一次黄河考察，对于杨同杰夫妇二人来说，既是顽强意志的一次超级锻造，也是与死神的一场特殊较量。这，将成为他们值得终生骄傲的一笔精神财富。
杨同杰夫妇二人乘火车到西宁后，又转乘大巴，向黄河源头所在地玛多县行进。这1000多公里的路程，都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山东还是酷暑盛夏时节，这里却是大雪纷飞。只穿单衣的夫妇二人，在车内紧紧偎依在一起，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加上高原反应，未到玛多县城，便早已呕吐狼籍，近乎虚脱。
玛多县2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8000多人居住。这个海拔4250米的高原地带，没有农作物，甚至连一棵绿树都没有。从车站下车后，杨同杰便担着30多公斤的行装，向还有6公里路程的玛多县城走去。没想到只走了七八步，由于严重缺氧，就已晕倒在地。附近就有一个公路站，适值县公路局张局长前来视察。好心的张局长二话没说，用小车将他们送到了县招待所。
杨同杰夫妇二人刚刚坐下，也是前来黄河考察的中国地矿学院的曹教授便来看望。听说杨同杰两人如此无备而来，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说，他带着几个研究生，有经费，有车辆，有防寒的羽绒服，睡冲气帐篷，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适应过来，真的要到离县城120公里的黄河源头考察，恐怕还要适应一段时间。杨同杰夫妇去黄河源头，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见杨同杰喘气急促，面色蜡黄，就赶快从身上取出几瓶肌甘和三普红景天抢救药，让杨同杰马上吃下。药吃下后不久，杨同杰便感觉好了许多。两天来在路上又吐又晕又冷，饭食未进，此时方感饥肠辘辘。于是从行囊中取出煎饼，张口就吃。“不能吃!”曹教授大喝一声，“在这个时候，吃这么干的东西，真的是不能活了；跟我们吃吧。”他把他的研究生叫来，非常感慨地说：“他俩没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自费前来考察，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曹教授和他的研究生走后不久，杨同杰便昏迷了过去。待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了玛多县医院里。要不是他的妻子和一个藏民将他送到医院，杨同杰真的要客死他乡了。据医生说，他患的是肺气肿，好在抢救及时；但如果这时候再患上感冒，就不可治愈了。
走出医院，杨同杰认为安然无事了。但没想到走出医院不远，杨同杰突然全身抽筋、发抖、疼痛。可是此时医生已经下班，治病无人可寻。他的确疼得难以忍受，便在地上打着滚呻吟。半个小时过后，疼痛渐轻，他才在妻子的扶持下，一步一步地走到招待所里。
招待所里没有电，没有水，用牛粪点燃起炉火，才有了一点暖意。夜深了，疲惫不堪、虚弱至极的妻子传来了轻微的鼾声，杨同杰突然想起临行前给儿子写的遗书，想起了已经逝去的老母亲，想起了他惨淡经营的昆虫生态研究所……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到源头不返回。而要到黄河源头，非租车不可。第三天下午，杨同杰通过玛多县教育局副局长索南帮忙，几经周折，才找到了藏民图丹愿意趋车前往；通过图丹，又找到藏民向导拉周。三人议定，明天早晨4时起程。
是夜，杨同杰的妻子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不可能同去黄河源头。杨同杰深知明天之行凶多吉少，这也许是与妻子共聚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些事还是要交待一下。比如：“万一我死了，你还可以回家经营我们的昆虫生态研究所……”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妻子眼里不断地流着泪，默默地为丈夫收拾着考察必备的东西。这种近乎诀别的沉默，一直在黑夜中持续着。
这一天是2000年7月15日，是杨同杰一生中永难忘怀的日子。4点30分，图丹和拉周方才来到；因为天气太冷，很长时间才把车发动起来。车出县城，天还很黑。没有道路，只是在荒漠上摸索着前进。高原的空气太稀薄了，杨同杰的肺已经肿了起来。每走20来分钟，三个人就要停车下来，双膝跪下，面对着地表层吸气。如此不断地停车，不断地跪下，不断地吸气。
他们三人从这片草原继续前行，到中午12时许，车陷进了泥塘里。任他们三人千推万推，车子依然纹丝不动。图丹和拉周说只好原路返回，况且杨同杰也几乎没了力气。望着苍苍茫茫的天宇和一眼看不到边的荒野，杨同杰突然感到自己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而黄河源头，则是他的魂系所在。不管图丹和拉周如何劝说，都不能改变杨同杰走向黄河源头的决心。他说：“就是死到黄河源头，我也要看上它一眼!”图丹和拉周被感动了，他俩一个人替杨同杰背着包，一个人用一根棍子牵着杨同杰，一步一步地向黄河源头走去。
中午时分，杨同杰终于挣扎着爬到了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字、四周飘扬着洁白哈达的黄河源头牛头碑前。杨同杰急忙举起微型摄相机进行拍摄，但只拍了几秒钟，他便突然喘不过气来，瘫倒在地。图丹和拉周赶快扶住让他低头跪在地上。过了好久，杨同杰的肺部才如闪开了一丝儿缝隙，艰难地呼吸起来。他又一次坚韧地站了起来，继续拍照摄相。令他非常欣慰的是，就在这片不见人烟的地方，却发现了两种顽强生存着的昆虫。
任务完成，便赶快返程。在路上，杨同杰一行三人遇到一些放牧的藏民，他们用牦牛将图丹的汽车从泥塘中拉了出来，并用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手抓羊肉和奶茶免费招待了三位稀有的客人。在这个人生地疏的高原上，令杨同杰真正感受到了藏民族的热情与友善。
夜间12时多，杨同杰方才赶到玛多县。县招待所大门前，妻子正翘首以待。寒风几乎将她冻僵了，泪水也几乎凝结在她的脸上。一见杨同杰安全返回，她一下子便倒在了地上。
夜间冷气逼人，夫妇相拥而坐。尽管两人都已又累又困，但谁也睡不着。杨同杰慢慢地讲着一天的生死经历，妻子一边侧耳细听着，一边无声地流着泪水……
考察孟达天池自然保护区这一方圆3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也是杨同杰一个久存心底的愿望。2000年7月26日早晨8时，夫妇二人各背几十斤重的考察设备和一个壶水便出发了。山下有一条清澈的山溪，远远望去，河床蜿蜒而上，一直延伸到山顶。有自然之水不竭的流淌，何须壶中之水?于是，将壶中的水洒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做一个永远的纪念吧!
水壶空空，行走起来也就轻松了许多。但走了三四公里来到山脚下时，方知那是一条只在下雨时才有流水的河床；现在干得一滴水也没有，而43度的高温像蒸茏一样正从上下左右向他们袭来。前面一两公里处的大石涯该有水了吧，但浑身是汗地赶到大石涯的时候，休说流水，连河床也不见了。返回已不可能，只有赶到孟达天池了。实在太渴太累了，两个人你拖我推，艰难地走着。嚼几口马尾松，湿润一下干裂的嘴唇。躺在地上，休息片刻吧，不料全身又粘上了松油，再也弄不下来。但到不了孟达天池，两个人就得渴死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成为野兽的晚餐。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不能消耗一点儿体能，况且嘴里也真的干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候，杨同杰才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挑战生命极限，什么叫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还是要走，尽管走几步就要歇一歇。晚8时，终于到了孟达天池。夫妇二个一下子将嘴贴到水边，没完没了地喝起来。然后，躺在地上，死了似的，一动也不想动。
孟达天池成了他们的天然居，一群黄羊从身边走过，用嘴嗅一嗅，然后就又悄悄地走开了。夜太静了，也太神秘了，这大自然将赐给这两位远方来客什么样的“礼品”?会不会还有猛兽出没?杨同杰的脑子一闪，涌起一种恐怖。上山前只想着考察生态生物，哪里考虑过这种问题!但他们实在太疲倦了，不长时间，就都酣然入睡，和黑夜共同融入神秘之中了。
一觉醒来，方知“东方之既白”，方知猛兽并没有侵扰他们的美梦。于是，观察，采集，记录，拍摄，不亦乐乎地忙了起来。满载而归时，一种不虚此行的欣慰与愉悦同时在他们的心底荡漾。
从陕西的府谷县到山西的保德县，只有一河之隔。2001年7月24日，在夕阳尚未落山的时候，杨同杰夫妇走到了河岸上。他们的经费已经不多，实在舍不得到县城去住一夜五六十元钱的招待所。看着四五百米宽的平平的河床和静静流淌的河水，杨同杰决定：何不就宿于河床之上，既省钱，又舒服。从县城买几个包子作为晚餐，支起帐篷作为住房，感受一次以大地为床的美丽。晚上，点起蜡烛，记好日记，已是11点多钟。然后和衣而睡，直至天明。正待起床，突然听得两岸人声鼎沸。夫妇二人走出帐篷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倾盆大雨正在下个不停，咆哮着的黄水已经漫上河床。两岸的人们欲救不能，只好以大声呼叫来唤醒这对尚且浑然不知的患难夫妻。幸亏他们昨晚睡在稍高的一块地方，不然，早已被黄水冲得不知去向。这时的杨同杰夫妇，在四周距离黄水只有两米多远的咫尺之地，已经进退无路，只有固守这方小小的“阵地”，等待着黄河的判决。杨同杰在想，自己出生入死地为了保护黄河而考察，难道又要成为黄河的水中鬼?
一会儿，雨势渐小，黄水渐退，大片河床浮出了水面。杨同杰夫妇急忙收拾起帐篷，踏着泥泞，慌不择路地走到了岸上。回首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犹然余惊未歇，感慨不已。
到达黄河壶口之后，杨同杰决计要到相距不远的人祖山去考察。当地人说那里毒蛇较多，牧民曾经屡遭袭击，死于非命。但杨同杰依然知险而进，于2001年8月5日一早便往人祖山进发。为防不测，他在去毒蛇较多的地方采集标本时，只让妻子站在较远的安全地带。他采集了许多罕见的山蝉标本，很为此行感到高兴。但正当伸手采集最后一个标本时，就在离他只有1米左右的地方，他突然发现了一条竹叶青蛇。它也发现了杨同杰，正吐着舌信，用凶恶的眼光看着杨同杰。据当地人介绍，竹叶青蛇在离人两三米的时候，便要采取攻击性的行动。杨同杰暗想，现在离自己只有1米远的距离，看来是必死无疑了。杨同杰不敢再动一动，用眼睛死死地盯着竹叶青蛇。两方僵持着，空气犹如凝固了一般。远处的妻子见他一动不动，觉得大事不好，于是大声喊叫，探问出了什么事情。但杨同杰一点声音也不敢出，任何的动静都有可能“打草惊蛇”。如是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竹叶青蛇的舌信不吐了，眼中的凶光也减退了不少。他一边用眼的余光看着竹叶青蛇，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离开竹叶青蛇已经有五六米远了，才长舒了一口气，跑着离开了这块危险之地。
回到住处，当地人为他的大难不死作了一个合乎常理的推断——因为当天气温高达43度，正在树荫处乘凉的竹叶青蛇已是难耐高温，无心再到炽热阳光暴晒处攻击陌生者了。况且杨同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长时间也没有威胁到它的安全，后退的时候又是无声无息。所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
去陕西佳县考察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但既无火车，也没汽车。只好绕道太原而行。2001年7月28日到达太原，第二天5时便起床而行。因为带着100多公斤的资料，只好乘坐出租再去长途汽车站坐车。到达车站，急忙从车上逐一卸下随行的东西。但在最后一个包还没有卸完的时候，司机突然踏动油门，出租车便飞也似地跑了。杨同杰夫妇一边跑着追赶，一边大声呼喊。但在整条大街上，却没有任何响应。出租车带走的是一个装有8000元现金和一台摄像机的包啊!两个人赶快拨打110后，便相抱而哭。但任110民警尽心尽职地寻找，任公交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查找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信息，依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好在一大箱子的资料还在，对于杨同杰夫妇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不再哭了，再哭那些东西也不会完壁归赵。考察还没结束，绝不能半途而归!但现在身上已经分文无有。杨同杰告诉妻子，火速回家借钱。可回家需要车票，买票需要现金。向饭店老板去借遭到拒绝，又无一个熟人可借。万般无奈，杨同杰找到一家水果摊，用手机当了400元钱。
妻子好不容易借到1万元，随即便返回太原。赶快到三友商店，花8300元买了一架摄像机，因为这是考察的必备之物。随后，又从水果摊上赎回手机。此时手上只剩下1300元了。
2001年8月2日凌晨，杨同杰夫妇与太原作了一个悲哀的告别，流着眼泪踏上了新的考察征程。
继续前行，到陕西宜川，进潼关、华山和秦岭等地进行考察。但他们的钱太少了，只能啃方便面，喝河中的水。即使如此，也大多是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直到此行的考察任务完成，才于8月25日返回家乡。
杨同杰黄河考察成果斐然，他由此被人们誉为一部活着的“黄河生物生态百科全书”。他的科学精神与深深忧患，也同时成为一笔文化精神产品，给人们永远的启迪。
杨同杰不仅是对生物生态的探奇者，更是对生物生态恶化的忧患者。他说，人们对黄河污染的漠视，常令他心疼不已。他说，在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等湖泊里，生长着一种十分珍贵的鱼种——黄鱼；由于水温太低，长得非常缓慢。可是有的人为了捕鱼，却将大量的毒药投放其间。鱼因药而死，人因鱼而获利。无钱可卖的小鱼浮在水面，被飞来的鸟儿吃了；结果，鸟儿也死了。他在凝重地思考，现代人何以如此毫无顾及地为他们的后代埋下生存危机的炸雷。
杨同杰说，不少人将黄河视作天然垃圾场，将破废之物随手投掷其中。特别是从西宁开始，大量的垃圾和工业废水倾倒其中，黑水绵延几十里，经纬分明地与黄水一争高低，共同咆哮着奔腾而下。
而树木的锐减，植被的破坏，更是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杨同杰在去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境内，走了数百公里路的高原，方才见到了一片草原和一些牧民。但这里的草原已经严重蜕化，因为食草鼠泛滥成灾，1平方公里竟有成千上万只之多。加上非法淘金对植被的肆意破坏，致使水位下降，支流断水。70年代这里还放养着70多万头大牲畜，现在还不足20万头。而多年来，宁夏、甘肃、青海各地杨树大面积地死亡，造致生态的严重失衡。其危害的根源，则是树种单一、持续干旱以及星天牛的泛滥成灾。星天牛对杨树的危害起源于宁夏，而有了虫害的宁夏树种卖到甘肃西南部，又向四周不断地蔓延。如不及时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触目惊心的生态恶化、生物物种减少等问题，杨同杰忧心忡忡。他不仅对这种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作了详细的记录，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其科研论文《星天牛对杨树的危害》引起了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政府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2001年6月27日二次考察黄河生物生态时，与杨同杰夫妇同行的还有省电视台和报社的三位青年，他们为杨同杰的精神所感动，也对这种特殊的考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次的考察始于兰州，特别是兰州北部的黑山峡。这里数百平方公里既无植被，也没人烟。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地貌形态。但近年来，在中上游地区建造了上百座发电站，用电是真的充足了，但不少电卖不出去，造成很大的浪费。国家明文规定一般不能在黄河沿岸建造中小型发电站；但总有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拿到准许建造的审批手续。这类发电站的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形成了一处又一处的破坏黄河生态的源地。
从宁夏中卫县进入腾格里沙漠后，他们发现，原有的防护林多被砍伐，风沙漫卷而来，畅通无阻。一场大的风沙，老百姓的院子里就会增添几厘米厚的沙子。中午时分，热沙与赤日争放热量，气温高达75度，行走在地上，脚上便会蒸出泡来。走出沙漠时，与杨同杰夫妇同行的三位记者，一人中暑，一人面部暴皮，一人口中出血。半个月的时间，三个小伙子所经历的波折艰险，远远超过了过去的20多年。他们因事返回，考察队伍里，又成了杨同杰夫妇二人相伴而行。
在考察贺兰山脉之后，杨同杰夫妇继续北行，到达宁夏、内蒙交界的石嘴山市。因是煤炭基地，国家在五六十年代修建了很多排灌水渠，旨在天旱之季，引黄灌溉；天涝之时，将水引入黄河。但现在长达200多公里的黄河两岸，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造纸厂，致使每天1万立方米的污水泄入黄河。于是黄水不黄，黑水肆虐，直到内蒙古的磴口县，依然是黑水翻滚。早在60年代，在前苏联帮助下，于磴口县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拦水闸。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黄河水每年流至磴口县的水的总量不到300亿立方米，行至此处一下子就截留了50亿立方米。这里用水浪费非常严重，任水流淌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从磴口县往下，水流渐少，不少树草因缺水而死亡，许多物种因无水而消失。
继续前行，进入内蒙古的乌海市。在黄河岸上行走考察，杨同杰发现这里本还应是地下河的黄河，河底已经高出乌海市的地面。究其原因，是当地人将大量的垃圾倒入黄河，其中的较重之物便沉积河底。加上沙漠增多，河床变窄。日久天长，河底升高，形成本不应有的“悬河”。杨同杰认为这对高枕无忧的乌海市人民来说，无疑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写出考察报告，提出如何治理的方案，交给市科协、水利等有关部门。但这一报告没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当年12月，黄河冰凌冲垮堤岸，黄水横行50多平方公里，4000多万人受灾，损失共计1亿3千多万元。后来杨同杰从新华社报道中看到受灾的报道后，唏嘘感叹不已，几夜难以入眠。
第三次黄河考察，山东电视台带车同行。始于潼关，再入秦岭。杨同杰为发现许多新奇物种而兴奋，也为秦砖汉瓦流失百姓家而遗叹。后入河南，关注小浪底调沙工程及河床之上老百姓的生存现状，探寻兰考东坝头决口的原因及花生虫害的防治。
山东是杨同杰的故乡，也是他黄河考察的最后一个省份。他对菏泽粮林兼作，东平湖水质富养含量增大，东营棉蛉虫的骤增，黄河三角洲15万3千多公顷土地的昆虫物种分布情况等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报告。
行至东营市七里井村时，村民们说，村中的水坑出现了问题。以前他们在里面洗澡，非常舒服，可近期洗澡者却普遍地起了红斑。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小浪底调沙之后，于是有人怀疑小浪底提的水里可能有毒，水坑因此而被污染。有人甚至要组织人员上访。杨同杰通过考察，发现前后左右村庄的水坑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断定七里井村的水坑绝非小浪底调沙所为。他想到在黄河源头考察时用药捕鱼的情形，便问此前有无下药捕鱼者。村民们一想，还真的有人用药捕过鱼。再进一步调查，又有新的发现，就在一周之前，一辆拉农药的车掉在水坑里，整车农药也就成为水中之物。毫无疑问，所谓的红斑病，就是这药种下的苦果。杨同杰将自己的调查分析向村支部书记作了详尽的说明，支部书记又向村民们进行了解释。一场误会，甚至有可能发生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三次黄河考察，历时167天，行经八个省、区180多个县、市，搜集生物生态等资料1000多公斤，记录日记60多万字，拍摄图片万余张，采集昆虫标本两万多件，拍摄录相资料100多小时。如果将这些资料聚在一起，足可装满一辆130的汽车；如果将图片放大，可摆数千平方米。现在，杨同杰的家里已经拥有四五百个标本箱，近4万件标本。
在考察中，杨同杰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无偿地提供给当地政府。在青海乐都县，对当地的生态保护做了科学的考察课题；在宁夏，他帮助农牧厅做了合理的放牧与林草保护的科技报告；在甘肃省，他帮助东乡族县科技局对危害白杨树的星天牛进行了科学的防治；在石嘴子山，他为污染黄河的第三排水沟多次与内蒙古、宁夏两地政府进行交涉；在山西、陕西，他写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数万字的调查报告；在河南、山东，他为沿黄农作物的病虫害的防治进行了广泛的知识传授……三年来，他为沿黄地区的政府部门无偿提供科技考察报告30多项，同时也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为他颁发的科技成果奖、荣誉证书27个，内蒙古托克托县还向他颁发了“荣誉市民”的勋章。
从科研角度讲，杨同杰的考察研究成果汇集了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人们研究黄河流域的基础自然科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与理论资料；从科普的角度讲，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整个黄河流域的有关历史文化、生物、自然，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料，更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但考察也带给他愈来愈重的忧虑：黄河不是永恒的。75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沙漠面积在不断地扩大，几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向人类宣战。地球逐渐变暖，黄河流量一天天变少。各种植物物种在日渐减少。终有一天，黄河也将成为内陆河，甚至有可能出现黄河水枯竭的悲剧。但现在不少人对此不仅漠不关心，而且仍然在对既有的黄河资源进行疯狂的开发和掠夺。杨同杰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开发西部，如果不将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将会贻患无穷。这次考察，他在为自己掌握了黄河流域丰富的生物生态资料而欣慰之时，更多的是对生态恶化的忧虑与思考。所以，每一次考察归来，他都是夜以继日地整理考察的资料，从自然环境、物种分布、矿产资源，到人文历史、民族变迁、文化教育，他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除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数十篇科技论文外，还先后写出了100多万字的科普作品。2000年，他的26万字的《昆虫世界》无偿地交由县政协，作为文史资料出版；2001年，他的23万字的《走进昆虫世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并被买断了十年各种文本的出版权；2002年，他将30多万字的书稿《生命与生存》交付环境科学出版社，可望今年与读者见面。现在，他又将三次黄河之行的50多万字的考察日记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取名《黄河流域考察记》，有关专家评价它是“一部黄河流域的百科全书”。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评价他的作品是中国少见的原创科普作品，香港地球之友的总干事称它是提高普及人类科学知识的一把金钥匙。为此，他成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并被临沂市科协授予临沂市十大科普功臣的称号。2002年10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表彰他为保护母亲河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环境总署秘书长向他颁发了“福特奖”汽车环保奖证书和奖金。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报道称他为中国的法布尔。
今年7月1日，他将与妻子起程前往长江考察。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2003年1月12日，记者与刚刚当选为第二届“教师再版基金杯”齐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杨同杰初识泉城。这位从沂蒙山区走来的“中国法布尔”，依然是一身农民打扮。那一次的采访，虽属匆忙，但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杨同杰的第二次采访，是在春节之前，他和妻子专来济南，向我详尽地介绍了黄河考察的整个过程。他们“虽九死而不悔”的探索精神，令我多次洒下一掬高山仰止的热泪。
第三次采访就在元宵节前，在杨同杰的家里，也就是在他们精心建造的生物生态科技馆里，我们又一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次采访，使我对生物生态有了更加形象的认识，对这个富有“农”字特色的专家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他的家里除了一个很难用价钱估价的生物科技馆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妻子穿了一件新的上衣，是在临沂打工的儿子专门给母亲买的，花了100元钱。儿子说，母亲已经七年没穿上一件新衣服了。儿子能挣钱了，该给母亲买件衣服过年了。但这种“高消费”对于杨同杰夫妇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支出，两口子为此心疼了好多天。尽管为了生物生态研究，为了黄河考察，他们可以花上上万元，甚至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儿子打工一共挣了1万来元钱，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又全部用在了考察黄河上。杨同杰，还是旧有的衣装，即使到北京和济南领奖，也还是旧貌不改。为了支持丈夫的科学研究，妻子早已辞去了原有的工作。她说，有杨同杰在，有我们共同追求的事业，我就会生活得快乐。
杨同杰因为黄河之行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关节经常疼痛，上下楼梯都感到非常吃力；而缺氧时间一长，脑子便会变得一片空白。胆囊炎患了20多年，总是因为工作太忙和经济过于紧张而搁置了治疗。原打算在圆了黄河考察梦之后，再动手术。因为医生告诉他，如不及时治疗，将会引起病变，甚至成为不治之症。可是，一个新的考察对他又构成了一种新的诱惑。2003年，他将目标锁定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上。他担心一动手术，就再也上不了高原地带，长江之行就要落空。长江考察时间是4年，4年之后他的病情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却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未知。他说：“如果完不成长江考察任务，我将死不瞑目!”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禁不住升腾起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这不惟因其将要踏向更加艰难的行程，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折射出来的科学精神。宣示与张扬这种精神，对于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将会产生异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7月1日，他将与妻子起程前往长江考察。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原载于《中国教师》，2003年第2、3、4期。）
（收入陶继新著作《教坛春秋 ——20位中学教师的境界与智慧》一书中；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