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杜维明教授，是游弋于记者梦中的一个幻想。因为多年来对儒学多少有了一点学习与研究的我，能够从杜教授这样的世界级大儒那里聆听“取法乎上”的教诲，是一种绝对的精神享受与心灵洗礼。2004年10月2日，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贵宾室，记者终于有幸面对面地与杜教授坐在了一起，采访也就在有备而来的提问与杜教授即兴挥洒的理论话语中次第展开。

孔子仁学系“为己之学”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本人终生坚守的人格修养原则，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他的弟子中，除了颜回，在他看来，都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但孔子却说：“我欲仁，斯仁至矣。”看来，如果真正“欲仁”，并非无路可寻。那么，孔子“为仁”的根本途径和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杜维明教授认为，“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核心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对此，《论语》中讲得非常清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大学》中也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为仁”的关键是“为己”。不是为了师长，也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发展个体人格，发展自己人格内在的资源。

但是这个“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这要从我们心中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一些感情来体现，比如恻隐之情、羞辱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基本价值。儒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对儒家不能从狭隘的人文学来理解，它的最高理想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群，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甚至超越，这些课题儒学的人文学都接触到了。这可以由一个同心圆来表示：家庭、邻里、各种形式的群体、社会、国家、世界，以至宇宙、超越界，等等。这些同心圆的最外一圈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个人与家庭、社群、国家、人类、自然、天道之种种关系，在自我的发展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总之，儒家的“为己之学”是在一个不断扩展的多重关系的圆周中的自我的发展。

21世纪是文明对话的世纪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曾断言，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但杜维明教授却提出了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21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杜教授不仅对如何有效地进行文明对话作了深入全面的阐述，而且奔走于世界各地，为文明对话尽着一个儒家文化者的责任。

杜维明教授并不否认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他说，目前全球化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化的响应，地域、族群、宗教信仰、语言、性别、阶级、年龄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这也表明文明间理解、沟通与对话更为必要。我们正处于全球历史的起点，不是在目睹历史的终结。并且，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看，这个新起点必须被看作是文明对话的起点而非文明冲突的起点。

现在，儒家思想已经引起了世界不少人士的关注。从1993年开始，世界各地进行了“全球伦理”的讨论。全球主要的宗教代表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人类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则，并写进《全球伦理宣言》。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消极原则，与之对应的积极原则是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仁爱，正是忠恕之道一体两面的展开。这两条原则应成为人类“责任宣言”的基本原则。你的生存发展与我的生存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宽容、沟通、双赢。

杜维明教授说，西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57年曾说过，世界上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塑造人类文明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对这四个属于不同文明体系的思想家进行了解。他所谓的四个思想家是苏格拉底、释加牟尼、孔子和耶稣。如果我们要扩大这个范围，应该还包括穆罕默德、摩西、老子和庄子。他们之间虽然不同，但却可以进行对话。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进行对话的时候，儒家文明可以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时，在代表儒家的很多学者中间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是儒家式的基督徒。”现在还有儒家式的佛教徒，也有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什么叫儒家式呢？就是说他们比较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那么，你既然是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的基督徒和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儒家这一人文精神就可以在文明对话中间起一个中介的作用。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对话，在美国有了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话，在以色列也有犹太教和儒家的对话。相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对话还会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不要认为这个文明只是中国人的文明，或者说只是亚洲人的文明、亚太人的文明，这个文明是全世界的文明。文明要多元地发展，即中国的文明、亚太的文明、儒家、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文明必须进行对话、进行参照。18世纪的很多欧洲思想家便以儒家的文明和中国的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参考系。现在我们不仅要以西方的文明作为我们的参考，日本文明作为我们的参考，同时还要把印度的文明、拉美的文明，也作为我们的参照。因为从印度方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这个国家仅中产阶级就有1亿人，能够运用英文的有好几百万人，是一个50年来一直发展民主的国家。所以说，它有很多的精神资源可以开发。如果对这些价值进行研究，就可以更好地丰富现代中国的文化资源。

同时，儒学的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儒学在21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面对21世纪，我们要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人权、政治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杜维明教授还认为，文明对话不完全依靠科学技术的资源，而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来自人文学，文化之轻很难承载经济、科技之重，经济、科技的发展，必须是金字塔式的发展，它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必等到经济强大以后，科学技术进步以后，再来解决文化问题。“科教兴国”中的“教”和人文学中基础教育怎么结合？当然首先应该解决社会的“文化功能”。而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重塑文化的自信心角度讲，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就显得更加急迫、重要。

儒家文化需要深刻的自我批判

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儒家文化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凸现出来。可是，杜维明教授在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的时候，一直关注着儒家文化的批判问题。即使是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他也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在杜维明教授看来，要想进行文明对话，就必须拥有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从而使儒家成功地进行现代的转化。因为传统中的不健康的东西已经流入我们的血液，甚至植入我们的骨髓之中，不可能一丢了之。只有经过深入的反思与批判，才能把传统中的阴暗面除掉，否则就会泛滥成灾。当时鲁迅先生所讲的国民劣根性等一些问题，几十年来不仅没有消除掉，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杜维明教授认为，自从“五四”以来，对儒家的批评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对儒家的潜势考虑较少，情绪化较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传统当成包袱。以前一直说政治化的儒家和具有人文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容的，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可问题并不简单。其实，政治化的儒家也有健康的一面，王圣是政治利用道德，尽管有虚伪性，也比完全不谈道德的政治家如法家好。过去，新儒家的自我表述是费了很大的工夫，提出很多精彩的论述，但缺乏深刻的自我批判。

大家知道，儒学的缺失和长处是纠缠在一起的，对儒学的缺失了解得愈彻底，对其开发就愈全面；反之，对儒学的缺失了解得愈少，对其开发也就愈少。儒家有很多资源可以发掘，但也受到很多限制。讲到限制，儒家的一个缺陷可以说是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由于有个人独立完成的人格，因此出现了完全的个人中心主义；由于特别注重家庭，因此出现了家族主义；由于注重族群，因此出现了地方主义；由于注重自己的国家，因此出现了民族中心主义。

所以，儒家没有深刻的自我批判，就不能开发其思想资源。基督教神学正是在对自身的批判中得到发展的。儒学需要从内部暴露其阴暗面，目前是暴露阴暗面不够。还有，对于儒学本身的现代化，很多人担心引进外来的范畴会阉割自身的范畴和体系，其实对此不必太多担心。大陆有位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的观点写出了一本《中国经济史》，尽管有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中国的商业伦理。利玛窦从天主教理解儒家的宗教性，虽说有曲解，但仍有价值。在多元文化互相撞击的背景之中，了解和研究基督教等的发展，对儒学的发展有利；如果儒学一成不变，问题将更加严重。

杜维明教授说，近100年来，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做着这项非常艰巨的批判性的工作。他们发现，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的伦理道德和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使得它不能够掌握西方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光辉而且能够普世的价值。他们在积极地探索如何使得儒家这个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18、19世纪从欧洲发展而来的启蒙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这些目前在世界各地都认为具有普世的价值。现代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运动、一个过程，我们就应当具有这种普世的价值。

开发儒家文化的精神资源

在哈佛大学，以及各大学院的学者心目中，杜维明教授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辛勤地从事讲学、研究，前往台大、北大、岳麓书院、香港、新加坡、巴黎、东京、温哥华、斯德哥尔摩、新德里、开普敦、伊斯坦堡等地讲授儒家哲学，并通过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杜维明教授如此不懈追索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的文化原因吧？

杜维明教授说，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我的心愿是通过对它的了解与认识来发掘它的资源。我觉得人文学在传统中国讲是文、史、哲，是对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最贴切和最直接的学问。目前中国不少人对这一人文学的价值体认得并不太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十个精英大学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以外，都是搞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对人文学那么重视呢？因为面向21世纪，如果不能发展文化资本，只是发展科技，发展经济的话，将来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办法稳步前进。在文化中国，各个地方如何开发它的精神资源？如何创造它的价值领域？这是我一直关切的问题。面对西方的挑战，儒家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当今中华民族正在腾飞的时候，它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这方面开发。所以，我才奔波于世界各地讲学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公众知识分子应当为文化中国注入精神营养

杜维明教授在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公众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且呼吁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公众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成为公众知识分子？

杜维明说，公众知识分子是我在美国总统特聘委员会关于人文学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只要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人，都可以说是公众知识分子。可以是工人、农民，也可以是干部等，但是他对自己的职业与生存环境有着比较深刻的反思。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离开书斋，到公众领域摇旗呐喊。由于中国文化资源相对比较薄弱，我们的价值领域也比较稀少，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花很多的精力来进行一种虔诚的、长期的知识积累。

杜维明教授希望公众知识分子能为文化中国精神资源注入新的营养，使它从薄到厚，从稀少到多元。假如有一批学者，不愿意在公众领域里面扮演公众知识分子角色，那就让他们在最好的学术环境里面进行学术研究，因为将来他会为文化中国储备更深厚的资源。同时，各种不同领域的合作异常重要，通过学术界、政府、媒体、企业、社会，还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的合作，把这个文化的理念发展出来。所以公众知识分子要发展公众领域，并将其视作一种义务。这样，才算尽到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