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山东大学杰出人文学者孔范今无疑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的代表。而他小时候的苦难经历，求学路上的艰辛与辉煌，乐以忘忧、定心治学的执著，以及创新求索的精神，又与今天的成就有着一种内在维系。诠释这一内在维系，会令人们重新审视“生于忧患”这一哲语更加深远的内涵。

采访山东大学人文杰出学者孔范今教授，是我久存心中的一个宿愿。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内第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也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有永不释怀并视作精神财富的一段苦难经历，以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对新的学术视野的开拓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建构。

苦难人生是一笔财富

进入“耳顺”之年的孔范今教授，对于“生于忧患”这一哲理性的名言有着深层的体验。从童年起，他就备尝“饿其体肤”之苦，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了他终生不改其志的精神力量，并促使他踏上了文学研究这条“上下而求索”的艰辛之路。

孔教授祖上世居曲阜，算得上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曲阜城里一个具有深厚家学渊源和书画功力的小学教师，有些作品还曾流传到京城和东洋。但40年代经济凋弊的孔圣人之地，并没有给这位“传道授业解惑”者一个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家庭的连遭变故和教师职业的丢失，使家道迅即败落。此时的孔老先生夫妇连同他们的子女，被逼到衣食无着的生存窘境。这位最有自尊的知识分子，为了全家人的生命存留与延续，在最为困窘之时，曾一度不得不携带着6岁的孔范今走上了讨饭路。

开始乞讨终是难以启齿，“求帮”则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乞讨方式。虽然“犹抱琵琶半遮面”，难免也有几分难为情，但却没有失去一个为师者的尊严。所谓“求帮”，就是在走投无路时，外出寻求生活帮助。曲阜城外的四乡有孔范今父亲不少学生，他们自然就成了“求帮”的对象。这些学生也是农家子弟，生活比较贫寒，但为感师恩，多是解囊相助。

当年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沂河，两千多年之后还是“逝者如斯夫”地流淌着。父亲携着孔范今的“求帮”之路，一次又一次地经由这条有着文化渊源的河流。

一天，父子二人前去城东南30多里的南辛庄“求帮”。从沂河涉水而过时，河水尚且平稳地流淌着。可是回来的时候，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沂河突然黄水陡涨，无法涉水而过了。父子二人只好沿着河岸行走，绕路回城。雨还是刷刷地下着，河边没有路，走起来东倒西歪。开始是父亲领着儿子走，可是，上边淋着雨，下边淌着水、踩着泥。可一个几岁的孩子能走多远呢？不久，父亲只好背走儿子在风雨中艰难中跋涉。他把惟一的一顶破斗笠扣在儿子头上。可那又管什么用呢？漫无遮拦的风急雨凉，阵阵袭来的透彻心里的寒冷，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起了哆嗦。

赶至家中时，已是夜色朦胧时分。一向饥寒不改其生气活力的孔范今，这次竟一句话也没说，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母亲往他身上一摸，炙手地烫热；脱下湿衣一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片片麻疹，已经布满全身！这可是最怕风的一种传染病啊！当时许多家庭没有条件种植疫苗，设若得了麻疹，惟一的方法就是足不出户地防风。因为一旦外出遇风，势必酿成大患。可孔范今的麻疹竟出在了风雨中！

这成了父母的一大心病。可他竟不治而愈，奇迹般地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求帮”之路也越走越窄，因为父亲的学生已经“找”遍，况且他们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

于是，名副其实的讨饭生活开始了。

孔范今永远忘不了父亲那欲言又止的窘迫之态，永远忘不了挨家挨户乞讨而一无所得的尴尬，永远忘不了寒风刺骨而又饥肠辘辘的难忍之苦。但最让他忘不了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施舍给他一碗稀粥时的场景——

一天，父亲带着孔范今到城东的一个村庄乞讨，走了一家又一家，结果都是一无所获，近乎绝望的父子两个饿得几乎寸步难行了。最后到了一家土屋旁，犹豫再三，父亲方才敲响了那扇虚掩的柴门。一个骨瘦如柴的妇女，刚刚从锅里舀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就在她的面黄肌瘦的小女儿张手接饭的时刻，这个女人犹豫了。她看到一个衣着褴褛但又不失其儒雅的中年汉子，带着一个有气无力但却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男孩，羞怯而又无奈地伸出了手。这女人一愣，随后毅然地将那碗热粥送到了孔范今的手里。孔范今虽然还是个孩子，可这一幕却让他感激终生。他几乎是流着泪将这碗饭吃下去的，因为她们就只做了这一碗饭，况且在孔范今吃这碗饭的时候，那个小女孩还一直委屈地哭个不止。就在父子二个走出那扇柴门好远时，还可以清晰地听到那个女孩的哭声。

今天叙说这段经历时，记者分明看到孔教授的眼里闪着泪花。他说，她让他明白了许多书本上永远讲不透的一门做人的学问。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是一丁点的帮助都会令受助者没齿不忘。而自己虽然困难，又能帮助他人的行为，对受助者将是一种震憾心灵的精神洗礼。孔教授说，除父母外，她是他一生始终不能忘怀的也如同母亲一样的女人，她让他懂得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道理：人要善良。同时，她还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那就是文学。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就是讲善的事业。

孔教授说，他最瞧不起的是欺负人的所谓的“强者”，最鄙夷的是面对困难求助而袖手旁观者。一旦遇到欺负弱者的行为，尽管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会火冒三丈。如果得知自己的哪位朋友和学生有了看不起“贫贱者”的行为，他旋即就会想起孔子攻击冉有之言：“小子群其而攻之可也”；孔教授未必使令弟子，况且现在也无鼓可击，但由此与之断绝友情，却成了一条铁的定律。

多少年来，孔教授一直为那个乡村女人的善举所感动着，也一直在“继承”着那个女人未竟的善举。只要得知有人无路可走而又需要帮助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但他说自己的行为“不足为外人道也”，他甚至拒绝家人“回放”自己每一个善举的简略经过。他说，这些行为全部出自心里，无需张扬。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从孔教授的周围，得知了他的一些善举。

孔教授在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就曾资助过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穷苦的考生。这个学生的父亲暴病而逝，继母改嫁，家徒四壁，只好与三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相依为命，靠着一月18元的补助金维持生活。1990年参加高考，他是煮了一锅南瓜之后走进考场的。他考入外省的一所大学，但他担心弟弟妹妹生活无着，而且他自己也买不起往返的车票，所以很想转到山东大学就读，即使上个专科都无怨无悔。于是找到了孔范今教授。孔教授无力帮他转学，但却有能力给他经济上的资助。他将当时手中仅有的400元钱送给了这位同学。孔教授对他说，200元你带到学校聊作生活补助，200元留下给你的弟弟妹妹以作生活之用。

寒假前这个同学前来表示感谢时，孔教授早已准备好了再次资助他的钱款。再后来这个同学又放假时却对孔教授说，他在大学里勤工俭学，足能自食其力了。他说，是孔教授的人格力量给了他生存的动力，使他走出了一条身处逆境而自我生存的路子。

孔教授对记者说，他不仅讨过饭，还受过冻，出过苦力，六七岁时就帮曾在山村外祖父家看守菜园。一件又一件的苦难经历和伤心往事，不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将他练就了一种刚正不阿、扶弱乐施的思想性格。

求学之路艰难而辉煌

孔范今教授不但不是一个“生而知之者”，甚至两周岁时连话都不会说。不过，他的哭声响亮而持久，天真好奇也早已清晰地写在童稚的脸上。

8周岁时，他入了古色古香的曲阜古泮池小学。

由于自己家没有桌子可带，他被安排在一个同学的桌子头上，虽有寄人篱下之嫌，但对于一贫如洗的人家来说，有学可上就已是莫大的荣幸了。

课本买不起，本子无钱买，惟有的半支铅笔，还是邻居施舍而来。

没有自卑，有的只是对这一极其难得求学机会的分外珍惜。

上课的时候，他凝神静听着老师的每一句话语，并深深地将必学的知识烙印在脑海里。课间的时候，他趁别的同学出去休息玩耍的短暂时间，急忙拿过他们的课本专注而又迅速地翻阅。奇怪的是，这课间的匆匆几瞥，竟有了过目不忘的“高峰体验”。

做作业需要铅笔，可是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他都没有买起过一支铅笔。为了学习知识，他学会了求人。一旦看到哪位同学做完作业，他就小声而又不失其自尊地伸手求助。同学们也乐于助人，孔孟之乡的孩子，有谁愿意拒绝一位品德优秀、成绩突出同学的求援呢！在他的作业赢得老师连连好评时，这些同学也有了欣慰莫名的感觉。在他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名列榜首时，同学们就更加喜欢上了这个聪明而又好学的孔氏后裔。就连老师也对他高看一眼，堪称道德文章的翁尧生老先生，每次都要给他多布置几道作业题，而且还要写上几句称道的评语。老先生说，之所以如此，是孔老夫子的“因材施教”令他学有所用。

上初中时，孔范今的学习兴趣愈来愈浓，教学内容已难满足求知的需求，于是，他开始自学高中课程。

高中阶段，他爱上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用钢笔抄写古文成了他的特殊爱好。就在这次采访时，孔教授还从书架里取出厚厚的一本色泽陈旧的笔记本，里面就是他手抄的《诗经》305篇。铺展在记者面前时，令我不由得惊诧于当年这个高中生的认真与执著：一律是隽秀的字体，工整的笔法。孔教授对记者说，从曲阜到济南，数次搬家，这些手抄的《诗经》都是随他而行。他说，现在数千元钱对他已“不足道哉”，可这些手抄的物什却始终不弃，成了他高中学习生活中一份格外珍贵的精神记念，一份与古文化深情难解的内在情结。

孔范今的理科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高中毕业时，学校动员其报考理科大学。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文科，因为他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那个女人悲悯哀戚的面容，并回旋着她的小女孩叩人心扉的哭声。

1962年，他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山东大学，他不但可以尽情地阅读中外世界名著，还有了聆听当代大师讲课的荣幸。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等中国著名学者的讲课令他心驰神往。他说，那是一种超越物质之外的精神享受，是高层次知识内化的心灵之旅。

可是，孔范今的家庭依然异常困难，五年大学中，他曾穿过一条补过21个补丁的裤子。那些补钉，都是他一针一线、一次一次地补上的。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一点儿难堪，他常常吟诵孔子称颂其高足颜回的一段话：“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有书香环绕，有名师执教，有灵感突至的激扬文字，何忧之有？

“穷且益坚”的孔范今，因在专业学习上的出类拔萃而在众多学子中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毕业前因赶上“文革”而延迟分配，继续在校一年。后来面临分配时，虽然有过去某些新闻单位工作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受不了那个年代这些单位中的那种氛围。再说，他也不愿因此而丢弃了被他视为人生志业的文学。

这时，那个曾给过他一碗稀饭的女人的悲悯善良的面容又一次在他的面前晃动。

他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就回曲阜，就教中学语文！

1968年冬天，他毅然地踏上了回乡路。

“定心”治学、创新求索的教学之路

在那个视知识为粪土的时代，孔范今却更深情地爱上了它。就在孔子的故里，就在一所普通的中学，教学之余，在一盏煤油灯下，他面壁苦读，从先秦到明清，无功利地一读就是10年。正是这种“废寝忘食，乐而忘忧”的潜心之读，使他有了不同常人的文化视野，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观照。

1985年孔范今调回母校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1988年以副主任的职务主持中文系工作，1990年任中文系主任；1995年秋，山东大学成立文学院，孔范今又任了文学院院长。

繁琐的事务耗去他不少精力，但可以告慰于心的是，经十余年努力，山大中文学科已经跃居全国五强之列，与北大、复旦、南大、北师大同时获得一级博士授予权。可就在山大文学院进入鼎盛之时，1999年春，他毅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对于这种辞官不做的行为有人大惑不解。但在孔范今的人生履历中，这已成为不只一次的旧闻。他认为，无论社会充满多少诱惑，一个人文学者都要具有“定心”，面壁十年之读是“定心”，辞官不做也需要“定心”。人，生也有涯，选择尤为重要，不能将职业视为稻粱之谋，而是应该看作是人生的志业，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神圣职责。

这种“定心”也表现在教学上。

在曲阜一中任教时，他并不将教学参考书作为课堂教学的依傍，而是按照自己对课文的理解重新构建属于自己风格的教学体系。教学中，他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将学生带进一个学知、益智与审美、哲思共在的特殊天地。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在那个视教师为“臭老九”的年代，孔范今的教学很不合时宜，遭致非议甚至攻击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他有一颗“定心”，那就是对知识的珍爱，对学生一生负责的理念。不管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地进行着他的“叛经离道”之教。

1980年，他与藏龙卧虎于曲阜的一批教授学者，在曲阜师范学院办起了五年一届的中文函授班。虽然招收的学生起点是中专毕业生，但许多专科毕业的学生也闻讯赶来，其中不少是在孔范今的发动或因闻其大名主动而来者。授课的教师多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现在早已成为闻名四方的博士生导师了。当时文革过去刚才四年，他们都有枯树逢春之感，高度的责任感与神圣的使命感，丰富的学识与独到的见地，使学员有了人格与学识共在的收获。特别是孔教授的课，在大气与诗化的话语中，时时流溢出激情灵感的迸射，让你心悦神怡地陶醉于聆听大师的文化语场中。即使心猿意马的学子，也会在这里“定心”驻神，乐而忘返。现在，从此毕业的不少学生已经成了教授学者，但孔范今在他们的眼里，永远是恩师与导师。

目前在山东大学里执教的孔范今教授，授课的对象主体已经成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教学的方式也多是对话式与启发式。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式与启发式。研究生与他对话，总会产生颜回式的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忽焉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学生的这种高山仰止感，更令他思考如何尽快让“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景观出现。他常用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启发学生，让大家标新立异，推陈出新。设若哪个研究生稍有新意崭露，他就会异常兴奋地给予赏识性的评价。

开拓新学术视野的学术研究

80年代初，就读孔范今的《柳青创作论》。当时很崇拜这位年轻的学者，因为他不是“六经注我”式的诠释他人之说，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学理性的深入剖析洞悉前人之所未见。加之气势磅礴的话语表述，纵横捭阖的宏阔视野，令你总有一种痛快淋漓、新意迭出和茅塞顿开的审美快感。

那时，他只是一个曲阜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一个全省中专中最年轻的破格晋升的文科副教授。

回到母校后，他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全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同坛论学，并逐渐引起学界的瞩目。其不少学术成果，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处在领先的位置。其与众不同的学术建构，更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别树一帜。

1991年，孔范今教授主编的4卷14分册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并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前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象被历史的偏见严重遮蔽，文学史观念也简单而偏至。在今天，像张爱玲、徐讦、无名氏等作家的名字已为众从所知；可在那时，就连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何方人氏。这套《补遗丛书》就如掀开了罩在历史对象上面的一层面纱，相对完整地呈现了这一丰富多彩的对象世界。它使众多研究者开了眼界，也从此开启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新文学史重构的新局面。这套书系在海外汉学界影响之巨也是出人意料的。事隔十几年后，每遇海外学者来访，他们仍然还要谈到它，并且称赞不已。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来济与会时还说，至今他书房的几案上还摆放着这套书系。

与这套书系同时出版的，还有孔范今教授的论文集《悖论与选择》。在这本并不太厚的书里，曾有多篇文章为《新华文摘》重点转发，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些文章从研究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历史的悖论性入手，析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多次回旋式发展的内在历史机制，并对一些困惑学界的关节性问题提出了既接近于对象又臻于科学认识的结论。难怪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在上海医院里读过这本书后，禁不住在给孔范今的信中说：“近日沪上大热，但读您的文章却如阵阵清风，令人神清气爽。”为此，他又在《文艺报》发文高度评价了这部学术著作。

1997年，孔范今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另一部论文集《走出历史的峪谷》。它们以更大的学术震撼力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他说，如果对50多年来新文学史写作做个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作为主导性的观念，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相异而又相近的的认知系统。一种是表现为政治革命立场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特征的观念建构，其代表性文本当为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相对完整的开篇之作。这种新文学史观的局限性，明显地呈示出“政治标准第一”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化的倾向。

另一种是文化启蒙主义的认知系统。它是作为政治性文学史观念对立物也就是反拨性的价值重设，而于80年代中期倡兴于学坛，并成为新时期主导性文学史观。其代表著本为1987年出版的，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与众不同，孔范今着力开辟的是一条学理研究之路，而为之展现的则是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他提倡以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文学史考察的对象和文学史重构的新视点，旨在超越以上两个认知系统，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据对某一单向度历史选择确立价值立场、核定文学意义的研究方式，并使文学史的价值建构从文学与历史进步行为意义同构的简单化倾向中解脱出来。

在这一新的史学视域中，“现代”文学的起点要比传统的说法大为提前，而中国文学实现现代转型的途径和方式也并非一种，起点也各不相同。同时，着眼于“现代转型”研究的文学史建构，非常看重这一过程多维度因素介入的结构性意义，并无可规避地要对治史者主体自身的价值观进行必要的调整。而在这一结构中，“京派”及与其相类的文学与历史进步即历史现代性之间所呈现出的疏离与质疑的关系，也就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评价。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孔范今无疑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的代表。国内权威刊物组织的“文学重构与价值重建”方面的笔谈，他也成了重要的发言者。20世纪即要结束时，《人民日报》要对各方面的历史做世纪性总结，就特别邀请孔范今撰写文学世纪回顾的文章。这篇题为《历史现代转型中的文学潮涌》在该报20世纪最后一天发表。

近几年，孔范今教授对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几乎成为定论的文学观点进行了质疑。他对研究对象的重新发现和对其意义的开掘与阐释，为研究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

他认为，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文学变革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提供了具有一定结构张力的精神场域和可供多元借鉴的文化资源。然而，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实现，却只能出现于这一运动的落潮时；在其落潮的“返魅”过程中，文学超理性存在的感性文化特质，也才获得了正当存在的理由。

孔教授说，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历史发展都是在传统社会的稳态系统中通过自行调节的方式进行的。数千年来，在天人合一和血缘宗亲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文化观念，可以超验地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劳心者和劳力者，位尊者和位卑者，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却可以达成默契的共谋状态。这也就是梁启超、鲁迅、陈独秀所说的“国民性”改造的艰难所在。所以，在当时，倡导启蒙运动的人们对传统文化采取多重否定的整体性颠覆行为，对异质的西方文化不加取舍地一律吸纳，也就成为历史自然选择的必然。

孔教授认为，这种对西方照单全收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其初始阶段，其内部就已包孕着发生裂变的隐性现实。一是他们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可谓不全也不可谓不深，是从根底上作了否定，可实际上，却是既不能在文化破坏上将它所有的价值全部轰毁，也不能在文化建设上实施有效的置换。二是对西方的各种思潮虽有粗略的时空性梳理，但毕竟缺乏冷静、系统的学理性研究，这就不能在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多少有点无序的散点并陈的状态。

倡导启蒙运动的人们着力塑造的是新的“历史主体”，但历史的自觉并不等同于文学的自觉，它在为新文学主体提供必要的历史质素时，同时也规限了这一独特角色主体的最终形成。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和启蒙运动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使人们陷入苦闷和迷惘之中，对启蒙的痛苦反思与重新审视，和对于社会人生再行逼问的焦虑与无奈。这在文化哲学领域引发了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而在文学界，则导致了文学表现“向内转”的倾向。由对被启蒙者悲剧性文化生存的批判性提示，到对启蒙者自身内心痛苦的剖露；由全知型的启蒙叙事，转变为知识者对自身精神生存的悲剧性感受的自剖式言说。这就改变了原来那种社会人生批评者的观照姿态和作为“局外人”角色的叙事态度，而将对“人”的表现真正落实到创作主体自己身上。所以，倒是在文学启蒙运动解构和落潮时，一代新的文学主体才真正形成。

孔教授说，在启蒙运动落潮时，人们相对冷静下来，开始意识到科学对于文学的不可替代性。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禀有异常灵性的生命存在，具有把握世界的几种不同的能力和方式，除了被启蒙运动所极力推崇的科学——理性的方式之外，还有宗教的、艺术的即想象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生命与自然、社会、生命之间的一种非理性即非分析与逻辑的独特对话方式，它以超现实的想象和对想象中的关系与功能的形象模拟，来达致表述欲望、补偿缺憾即生命抚慰的目的，同时也表示出面对超越自我之力必须自我约制的敬畏之心。

所以孔教授说，五国启蒙运动张扬科学理性主义的目的在于“祛魅”，而一味祛魅的结果却不能不伤害到文学的感性特征和作为审美文化生成的特质性；相反，倒是在其落潮时必然出现的“返魅”过程中，文学才又找回了这一切原本属于它的东西。

孔范今教授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学术性文章以及出版的学术专著，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他自己却说，这一切似乎都才刚刚开始，等待他做而他自己又想做的事情正多，他必须赶紧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