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亮，1958年生于河北涞源。1996年被评为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全校学生选举的首届“十佳教师”之一。教学与科研的主要方向：一、影视艺术。有《影视艺术哲学》、《电影现象学》、《电视剧艺术文化学》、《日本战后电影史论》(译)，另有《中国电影美学》待出版。二、古代文学与文化。有《近世文学论稿》、《〈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新评新校〈儒林外史〉》、《孔学儒术》、《水浒智局》、《王阳明大传》、《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历代大儒传》等。在各种类型的报刊上发文百余篇，主编、参编工具书十余种。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理念就基本上一轮比一轮更深重地西化起来。所有的古今之争都是中西之争，演变到今天则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之辩，其实都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写有《王阳明大传》和《影视艺术哲学》的周月亮无论是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还是在现代传媒研究视野中，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人物。他的文化底蕴之丰，对影视透视之深，都是当今一般学人难以比肩的。他两栖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影视研究之间，生活于“半人半仙”的状态之中，“得兼”着“鱼”和“熊掌”的双重滋味。记者欲解其中味，在几度被拒绝之后，周教授总算“道法自然”地走进这次深层采访中。

　　他的书房堆满了各种品类的书籍，粗粗浏览藏书真不知道他的专业，就像有人说听他说话不知道他是搞什么的一样。他本人手写的一副“也算子自画像”虽不起眼倒颇可过录：

　　“念书、教书、写书，也容易也稀松；

　　做人、树人、疼人，算艰难算悲欣。”

　　记者说：“念书与做人、教书与树人是现成话，写书与疼人的关系就费解了，而且稀松对悲欣也不工整啊！”周教授笑了笑，拿出了一个剧本，说，这个剧本是他精心结撰却无处发表更无人投拍的。剧名叫《天问》，主要是屈原、王国维、老舍投水自杀前的自问和对世界的追问，是部三幕九场的长剧，颇有点用个人心灵来写史诗的架式。这三个大文人的悲剧当然都有足够的崇高感，然而崇高之中却又有点滑稽。当记者翻阅剧本的时候，周月亮一直笑眯眯地看着，后来他突然说：“没有疼人的心肠是不必写书的，稀松虽然是自谦却也是窝囊的好的说法，悲欣交集是借李叔同的临终结语来自壮。”他又递给记者一本《红楼梦学刊》，翻到他写的那一篇《宝黛爱情悲剧是人文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悲剧》时说：“回去随便翻翻吧。”然后做了一个采访结束的姿势。从他那个性化的举止中，记者感到了“也算子”的无奈和苍凉，还有一点苦情幽默。

　　记者当然不肯走，挑衅地问，你是否觉得任何时候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无路可走的呢？他苦笑一下说，差不多吧，至少在过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定如此；在金钱主义意识形态中，还有看运气、碰机会的可能性。记者问他：“那，你呢？”他认真地说：“我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个知识分子！既无知更无识，更无达到‘分子’的足够的个性——这个个性主要是追求保持独立意志自由思想的骨气和智慧。”记者问：“在你心目中，何人足以当之？”他说：“西方的马克思、本雅明、阿伦特，中国的鲁迅、王国维、陈寅恪。”记者问：“活着的呢？”他说，人文知识分子是种精神状态性的存在，像诗歌、艺术一样，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就是，否则就不是。有些人完全可能是你刚说他是，他就不是了，上午还是下午就不是了。我给你念两句我的老学生的信吧：“我心目中的周月亮变得面目模糊，而在过去，读着你那些锐利又灵气四射的文章，我是多么惊喜，觉得找到了灯塔。后来这种光芒暗淡了。不想让你变成阳光下前呼后拥的大师，却想看到你不理会现实，现实却不能忽视你的存在，历史更不能忽视你的存在。”“如果将来你和强权与资本站在一起，那将失去老学生最后的尊敬了。”你看，在我这位学生的眼里我已经趋时媚俗得快变成“汉奸叛徒”了。

　　于是，我俩都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记者问：“听说你有两句关于与时俱进的俏皮话？”

　　他说：“是大实话吧——不与时俱进没法活；太与时俱进就白活了。”

知识分子当为道统的守护传播者

    令记者感到疑惑的是，像周月亮这样的教授不算知识分子，那什么样的才算呢？

    周月亮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基本的精神就是以道抗势。知识分子系道统的守护传播者。中国文化血统延绵不断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代代都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存在。有的甚至看不见自己的工作意义及其精神的传播，但最后水落石出，他们屹立在那里。他说，现在的大学教授，很多是以技能谋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能负起价值理性承担者的责任，更谈不上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别看现在教授专家林立，但经得起考量的、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的却不多，而有“士”之品格者，就更是凤毛麟角。周月亮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文化操守，就没有根底，从而变成现代化的牺牲品。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守持自己的价值观，走好自己的学术道路。

　　周月亮说，除了以学问求官位外，另一个连根拔除知识分子的可怕的途径是知识与思想的分离，各种“学科”的量化管理驱赶着大量写字的人在制造印刷垃圾。王元化先生早就呼吁“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其实，白呼吁了。

　　周月亮说：“批评别人都是容易的，自己做得咋样又不该自己下断语。我只能勉强‘也算’尽了心力。”他告诉记者，1985年研究生毕业时，正是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硕士是很容易得到提拔重用的。但他还是立志要做一个思想家，没有走入仕途。后来，眼见他的师兄弟当了省长校长，他也没有过半点懊悔和不甘。在他看来，为学与从政是不能“得兼”的。过去的士大夫精神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读书做官模式，并且即使身在江湖也依然心存魏阕。所以鲁迅愤然地说中国没有所谓的知识阶级。在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方面也只能说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记者问：“你的《孔学儒术》、《王阳明大传》还不算吗？尤其是后一个，连网上都有好评啊。”他笑了笑说，也许勉强能够“也算”。

　　记者向他出示了一篇网上的文章——《禅者周月亮》：“在书店遇到这本书，就像在狗屎堆里看到黄金一样，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其文如诗，千锤百炼，使我想起了鲁迅，却又无鲁迅的偏激，而是多了一份洒脱；还使我想起了李白，却又无李白的狂放，而是多了一份圆通。文章的内容更是无可挑剔，典型的文以载道，通篇传播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哲学。作者想让人活得潇洒、质朴而不呆板，既不做勇于行动却多侵略性的动物，也不做高度理智而乏执行力的植物，而是做一个人，一个君子大人。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这本书注定成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大书。”

　　记者对他说，网上文章出自“草民”之手，是绝对真诚的，不是应酬之作，所以反而能说明问题。周月亮用微笑表达了感谢。

　　记者说，听说许多知名学者对《王阳明大传》也写有书评，周月亮也同样笑了笑。他那副神情让记者想起这篇网上文章的结尾：“松柏穆穆，古槐凌云。我于周月亮作如是观。”

　　在喧嚣的当今时代，周月亮守持着古典的标准，虽然有点悲凉，但不失高尚与优雅。周月亮认为，真正以道抗势的知识分子永远无路可走，又在永远地走下去。他们的心里有一种精神胜利法。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靠精神胜利法。鲁迅敢于绝望的抗战也是靠精神胜利法。他们显示着精神胜利法的上限状态，而阿Q们只是精神胜利法的下限症状。中国文化精神简言之就是精神胜利法，它可以支撑你无论有多困难都要永远前行。吴敬梓、鲁迅也因此而敢于绝望，为个性和创造性而斗争，敢于将追求功名与追求学问分开，从而能够反奴性、反对任何奴役，尤其反对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之奴役——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

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

    “文化大革命”中，周月亮因是“黑崽子”考了三次高中，跟着哥哥拉煤卖了买高价粮，高中毕业后到粮库扛过“大个”(就是麻包)，给泥瓦匠当过小工，后来又插队当农民，上大学前是涞源建筑木器厂的工人。无论干什么他都坚持看书，当农民的时候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到天亮。这种泛览百家与书无所不窥的生活，培养了他的“杂家”品格。

    周月亮说，我哪天成功了，人们会说你看人家就是个通才嘛；要是老而无成，人们会说就因为他太杂、搞的东西也杂。其实，我们50后的这代人的真才实学是《毛主席语录》！再扩展一点还有“鲁迅语录”、各种英雄和圣贤的语录，看各种书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其实《论语》才是语录体的原典、不可企及的典范——我只是个“语录体”的好学生。伟大的语录是把人生问题哲学化的格言诗，能让形而下日常化的东西顿时形而上化，能让你无论具体的日子多苦也能找到形而上的意义，而且让你终生对语义学保持洞察的敏感。这也是我们这语文大国的真正的活的传统了。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点都不玄。我现在每天精神的时候都写一点“心灵辞典”，准备一直写到无遗憾时。这既是对自己意识体验的总结，也算对语录体的反哺。

    讲到这里，周月亮突然笑了，单纯的脸上带了一抹狡黠。他说，“文革”中把我当“黑崽子”的那一套，用的是毛主席语录；我能跟他们辩论时用的是毛主席语录，不能辩论时在心里也是靠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当然不是同一条语录。这也算是“人文”的一大特征了。

　　记者问，你们78级的大学生活一定相当激情奔放吧？

　　他说，当时不觉得，当时就觉得饥饿，一个国家在文化上荒芜了十年后咋吃也吃不饱的文化饥饿！我刚报到时行李卷没打开就去了图书馆，后来用老师的图书证借书，就感觉我是背个空麻袋来上学的，一定要把麻袋装满再装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一个根本兴奋点是哲学与美学。哲学求根本，美学系天性。可惜当时没有好书，譬如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等到大三了才看到。不过那时看一本受用一辈子，不像现在看一本就是一本而已。不能说那时全是为了满足天性在看书，但绝不是为了考试看书。当时有思想的同学都有着启蒙天下的使命感。小时候读老语文课本上的《论语》关于立志为士、勤学慎思、箪食陋巷穷不在乎的格言是当时最感切己的精神支柱。

　　周月亮在《〈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中专门勾勒了这个不在乎：“令人尊敬的文人的生存状态就是这个不在乎，他们靠这种不在乎的态度来超越令人窒息的现实。”周月亮对于古代士人境界心向往之的结果，就是他不当官，也不参加评奖。在他看来，那些东西与学术本身没有内在联系，一参与评奖就入了求名求利的窠臼，以至于走上争名逐利的不归路。

　　周月亮对记者说，前两年“考试在线”频道要他讲《论语》，但说报酬很少。他毅然答应，说：“不给钱也讲！”让《论语》通过现代传媒成为今人的精神食粮，应该是一个读书人的文化使命、历史担当。后来又让他讲《庄子》，他也不讲条件地去讲。他认为，在艺术领域，庄子比孔子大。孔子重伦理，庄子正好弥补其不足。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通过艺术保全个性，只有自由思维才能创新。后来又让他讲《老子》，他更是乐不迭地去了。

　　人只要活着，固然离不开钱。但是，周月亮认为，单拿文化去赚钱，就违背了学人的内在标准。顽固地坚持老学究自以为是冥顽不灵的那一套固然不行，而一点操守也不讲就更不行。大学系传道之地，现在也市场化了，使一些所谓的教授、导师失去了纯正的学术品格。他说，在这种时候，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境界具有拯救性的启示意义，即把握好在适应中坚守的度。

　　有一次在半亩园饭馆吃饭，周月亮见其主人写的《半半歌》觉得眼熟，回来一查原来是除了老板加了自己“半生戎马”外竟就是清代那首《半半歌》。这是林语堂推崇过的：“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他说在不可逆转的金钱社会里，要想保持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至少也要有“半工半歌半为钱”的决心啊，这样才能接近李叔同标举的“人在事中，心在事上”的人生境界，才能践履陈寅恪“读书治学，为脱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的智者信念。

影视文史道通为一

    记者问：“你在《影视艺术哲学》后记里面说，当初从文史转到影视，许多学界的朋友都为你惋惜。你现在后悔吗？”周月亮说，有时候也后悔，不过大路子还不错。从文史研究转到搞影视，感到文史是搞好影视的基础，影视则可以搭建一个传播文史精华的平台。这样，既为影视输入了文化，也为文史寻找了新的生长点。道通为一，诗与数学都是相通的，何况文史与影视本来就是一伙的。而且我过去着重研究的是古人心态，旨在探求与现代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旨在“形击”现代人的浅薄与无趣。如对《儒林外史》真假名士的研究，研究《红楼梦》，也是提取一种精神维度。这种人格、心态研究，就是在总结本民族感性本能的世界观，跟现在研究电影是“顺转”不是“逆转”。而且从根本上说，文学研究、影视研究，都是生活方式研究。

　　说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当初确诚雄心万丈，用了很长的时间编写《还我河山》，想把岳飞的英雄形象搬上荧屏，结果却因民族政策而半途而废。后来又下大力气写电视剧《儒林外史之范进中举》，也是功败垂成——我有点像阿伦特说本雅明是‘倒霉蛋’的那种不走运的人。当然我非本雅明那种孤绝的天才，也因此没那么倒霉，我还能在高校中有碗周进说的现成饭。但我和朋友合写的一本赞美元代文人的书却以伤害了蒙古人民的感情为理由被禁止发行。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功败垂成，既有我性情软弱的原因，更多总被莫名捉弄。”

　　记者问，你不是专门研究“中华道术”的吗？你在网上那篇《中华道术与企业文化》大概是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你就不能实际运用获得现实成功吗？

　　他笑道，我研究的道术都是“失败哲学”，在倒霉的时候如何站直了别趴下的心诀。

　　记者反驳说，也不全是吧？你的《水浒智局》就是讲干成事的智慧的，什么军事智慧、政治智慧乃至民间智慧。

　　他说，“《水浒智局》更注重对于智慧以及这种智慧所代表文化的反思，一反思还是失败哲学，那就是，‘最好汉败给了王八蛋！’”“梁山义军军事上胜利了，却在政治上惨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天怒人怨，鬼气森森。”我的目的是提示《水浒》中那浓郁的反智倾向。

　　记者问，那《孔学儒术》呢？

　　他说，孔学变成了儒术，使内圣外王的哲学王变成了拍皇上马屁的小秘书，是后儒的胜利、孔子的失败，也是中国文化转向没出息的开始。

　　记者说，你这不是又变成反传统的了吗？

　　他笑了，不能这样简化问题。前些时候我在法国跟一些留学生座谈，他们要提倡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帮他们拉了拉宣言的大架子，一个同学问要复兴哪一个朝代的传统文化？我非常不客气地说你太外行了，传统是传中之统，是个集合概念，而且中华传统有个特点，就是所有来拆庙的最后都烧香而去——异端发展传统并形成传统的新生。

　　记者问，那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现在，最简单地说就是用中华智慧将西化的影视理论体系改造过来。在智慧方面是没有学科疆域的。用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哲学与美学将西化的影视理论体系改造过来，并不是说就是咱自己家的高明，而是因为中国的电影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不自力更生，脚就不能踏在大地上。而电影对于国人的精神状态影响又这么大，与其一篇一篇地写影评，不如来个根本解决。所以，我写《中国电影美学》，就是为了试图用中国智慧武装中国人的电影，形成一种智慧的良性循环。

　　记者粗略地翻阅了他的《中国电影美学》部分手稿，显然是要创建中国气派的电影美学，不单单是总结归纳“中国电影中的美学”，而是要从中国美学中提取能够提高电影艺术的理则，譬如将中国的“性灵说”、“神韵说”、“意境说”、“神思”、“风骨”、“隐秀”等等范畴彻底电影化。这不是拼贴而是融合，不是知识论而是将其智慧化。

　　周月亮说，有个要考我博士的外校学生说我的《影视艺术哲学》“欲把影视这一最前沿最时尚的领域也收归王阳明旗下。现象之美是基础，直觉是核心，直觉背后之‘纯粹共相’，正是先生所期望的良知。先生实是在召唤一种良知，以给日下纷繁的影视创作找到并安上灵魂。凭此灵魂，则必能‘把一个寻常的世界美化，使它变成艺术领域’(方东美语)。”这是知音之语，但在转述时，却强烈感到他和我都太单纯了。

将知识智慧化

　　周月亮认为，整个现代教育体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将知识神化与异化了。知识是智慧的残骸，从学习者的角度说知识是知道。现在影视业的情况大体上是知道的人无法去做或不能做到，做事情的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是人们抱怨影视总在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解决这种否隔状态，当然主要靠投入新制度，从学术研究、教育效果角度看最重要的可行办法当是将知识智慧化。

　　周月亮认为，智慧化是一个感性的东西，是在随机的状态下总能现场发挥得恰到好处的一种水平与能力。学术创新，关键看能不能将知识化为能力，尤其是精神能力。将价值变成事实，是所有文化工作的根本。中国哲学讲求道术一体。术就是智慧，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只有靠体验到位才能掌握的一种能力。它犹如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全面融会贯通于直觉。读书、写书、教书要想达到智慧态、出智慧也是如此，没有扎实完备的知识肯定是鬼画符，但没有随机而发的灵动更是办不到。其实等于将学术艺术化，相当于将知识再感性化。他研究“儒术”(《孔学儒术》)、“贼术”(《水浒智局》)、“心术”(《王阳明内圣外王九九方略》)就是为了提取这种精神智慧。他在教学中的努力不好量化表述，因为太家常零散了，只能用事实说话了：在河北时被学生投票选举为“最受欢迎的青年教师”、在北广被学生投票选举为“十佳教师”。尽管投票也有投票的问题，但总算是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吧。他对自己的教学还算满意的地方是：能够将形而上的东西让学生感悟领会，将隔膜的专门的知识让学生有感觉地内化接受。所谓的深入浅出，奥妙就在于此。我们只有将知识智慧化、学术艺术化，才能将学理与实践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老师的天职是将智慧传递给学生、激活学生自身的精神再生能力——促进学生自力更生。不然只是教练而不是教师。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记者问：“你最原创性的成果是什么？”

　　周月亮沉思片刻，勉强地说，就算“电影现象学”的建立吧。也是有了同行的评论，不然也不便这样评价自己。赵勇先生在《电影现象学质疑》一文中说：“电影进入后——后语言时期，处于后现代哲学和理想主义(消费社会)的双重裹挟之下，‘电影现象学’理论在中国正式命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周月亮的《影视艺术哲学》及其《电影现象学论纲》的论述最为宏观。”这位同仁说，周月亮“试图通过现象学来拯救电影文化的不振”。在创作领域，周月亮提出了直觉第一的电影思维，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诗歌等等作了比较，通过借鉴其他艺术的创作特点来试图解决电影创作中的问题。并提出异议：诗歌与电影的载体媒介不同，直觉只在电影的气氛上和创作由头上起相关作用——不像周月亮说的那么重要。周月亮说，这里不必展开讨论，只是借这位质疑者的话来说明我做了怎样的事情。网上也有说我是为了弘道才从文史改到影视上来的。

　　周月亮应邀去台湾访问，讲的是中国电影美学。２００７年3月29日的《欧洲时报》以《中国教授巴黎讲电影》为题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月亮教授应邀就中国电影在艺术路线和商业路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阐述了面对中西文化开放大潮如何摆正艺术创作的态度，以正确的观点对待两脉文化的相互融合。周教授的整个讲座，借助生动的电影范例，谐趣地剖析了大众传媒艺术和中国文化精髓的关联，其妙语连珠式的幽默谈吐使整个会场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精彩的演说获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周月亮认为，用中国的哲学与美学来武装提升中国的影视艺术是当代影视人的迫切任务。面对文化全球化，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本土文化。世界一体化，是对人的同质化。中国要想避免同质化这个最大的异化伤害，就得保住我们的文化。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如果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失去我们固有的文化和再生文化的能力，我们的现代化就相当于配合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了。

形而上：无用之大用

　　记者问，学校里的人为啥都叫你周大师或月亮大师？

　　他说，开玩笑而已，现在啥都普及了，连大师也遍地都是了。再就是我的学风和作风也比较另类，不过我感觉都是善意的，没有讽刺的意味。其实，我固然不足道，充其量算刚知道大师是咋回事，非常明白我还是个“未预流”，再活两辈子也绝对当不了大师，就是我们(文科)上一茬和下一茬都难出什么大师。主要在于这一代人没有形而上气象，而且在流行的评价体系的规约下这种气象和真学术品格会越来越贫弱。现在涌现了许多现代化的专业人才，但缺乏真正的精神生产者。这是告别形而上的悲哀。

　　记者请他谈谈怎么看现代媒体对学生的影响。

　　他说，过去学生主要接受印刷媒体，也叫平面媒体，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就有了立体媒体，而后又有了网络传播。信息传播对学生的影响，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但这种影响有喜也有忧。喜的方面是迅捷的资讯传播、个性化、游戏性。就说影视艺术吧，它具有其他艺术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影视艺术将印刷符号的联想性变成了直接观看，等于从根上斩断了年轻学生形而上的思考习惯。这种直接性总是带着极强的经验色彩。现在的人基本上不再冥想，文艺复兴主要靠情绪，现在人越活越扁平。人追求的都是浅近直接的即时满足。差不多可以说现代媒体瓦解了文化的神圣性。人被工具化了，就忘了人本身。

　　周月亮认为，文化是一种无用之大用。诚如老子所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看似“无用”的东西，恰恰是人类了不起的精神资源。但人多不解，急功近利，与所谓“无用”的形而上渐行渐远。现在知识外在于心，科学技术发展了，人文却大面积滑坡。然而，精神的贫困化比经济的贫困化更加可怕。

　　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在水落石出后才能显出“江上数峰青”的。

自力更生 就地成仙

　　周月亮认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媒介，媒介即艺术”。把它们打通，所有人类的“学问”都可以整合到影视这个新兴的精神生产的“主街”上来。因为影视本是人类文明的集合体，所有人类的物理、心理的成果都支撑其间，未来的新玩意儿都会立即在影视上大显身手的。文化—传播—媒介是一条整体的河流，是一条通天河，我们何必要人为地将其分割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的港汊？问题不在河流，而在看这河流、趟这河流的人，是我们的视界未能融合，而非对象本身是割裂的。强生区别，划水难分。自然也无需强作聚合，因为毕竟抟沙难聚。我们需要的是会通的视界和能力，而不是机械的兼并、外延的重叠。文史学问可以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史与影视之间更可以会通，并可通过媒介的会通，表达出新文化的诉求，补上1919年以来破坏多建设少的空缺。

　　周月亮对记者说，文化的积累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在积极地建设它而不是破坏它，就会形成良性互动、良好的效果。教育在文化中肩负着主渠道的使命，自己虽然只是读书、教书和写书，但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要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绵薄之力。这是分内之事、职责所在。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月亮给记者念了两联古诗——

　　“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人生过后唯存悔，知识增时转益疑。”

　　他说：“我也许走出了无路可走、自己折腾自己的窠臼，因为我可以和影视艺术一起就地成仙了，因为影视艺术没有必须超越的障碍，它就算是尘寰中的乐土吧。李白若能有影视艺术可搞，就不会到水中捞月亮去了。影视艺术是文化与文明一体化的，是能与人生的存在样态一起日新月异的。”

　　他最后苦笑着说：“这可能只是一种有益的误解。”还说，如果到了这个世纪末他还有读者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是在看他的最后一本书：《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