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平，男，1950年生，山东巨野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校关键岗位教授。兼任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软科学研究会专家库首批专家，济南市政协常委等。重点研究领域：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主要著作：《科技与社会引论》、《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哲学与文化视野中的科学》、《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中的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论原理》等。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科学学研究》、《科学文化评论》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

自２００６年2月以来，全国各地在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过程中，一直翘首企盼《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的早日颁布。目前，《基准》正在加紧起草。起草小组人员对关于该文件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并在诸多重要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基准》是一个新生事物，关乎整个民族的素质，但人们对于《基准》的内容所知甚少。为此，记者采访了《基准》起草小组成员马来平教授。

《基准》的任务

《纲要》在谈到《基准》时指出：“制定《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成果，围绕公民生活和工作的实际需求，提出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内容，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和指导，并为《纲要》的实施和监测评估提供依据。”马来平教授认为，这表明，《纲要》赋予《基准》的任务是以下三项：第一，明确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内容。第二，为公民自测和提高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和指导。第三，为《纲要》的实施和监测评估提供依据。

《基准》是划定基本科学素质标准的依据

顾名思义，《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的“基准”乃是“基本科学素质标准”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旨在为中国公民应具有的基本科学素质水准划一条最低线。这条线当然不是随便划的，而是有充分依据的。那么，它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马来平认为，《基准》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最低要求。或者简单地说，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最低要求。

《纲要》指出：“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劳动适龄人口科学素质不高，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不利的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较为盛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既然如此，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就应该从解决瓶颈入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它的最低要求。

同时，《纲要》提出了公民科学素质三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一是长远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公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二是中期目标：至202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三是近期目标：“到201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较大发展，公民科学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马来平对记者说，这里主要涉及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世界可比性问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关起门来搞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是注定要走弯路的。所以，这次《基准》的起草，我们广泛参考了美国、欧洲和印度等国家的有关文本，特别是对侧重科学知识的米勒体系和侧重科学制度的鲍尔体系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

在受教育程度上，《基准》所针对的公民对象应具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水平。这一要求主要是考虑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已有多年，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的比率比重高。公民文化水平以此为起点是有一定可行性的。那些尚未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提高科学素质的当务之急是接受基础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基准》内容和初中课程是完全对应的。《基准》的不少内容远远超越了初中教材，是需要公民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学习和获取的。

《基准》的要求有低的地方，也有高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说，《基准》针对的受教育公民只相当于初中的文化水平，由此所呈现的这种基本科学素质是否太低了？是否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已经统统具有基本科学素质，《基准》对他们根本就是无意义的？

对此，马来平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基本科学素质重在能力，不是单纯的知识。能力与知识密切相关，但绝不是一回事。

第二，基本科学素质所涉及的知识是综合性的。这些知识不是单门单科的知识，没有学科界限，也没有文理界限。文化水平高的人往往术有专攻，一旦超出本专业的范围就是外行了。

第三，基本科学素质注重各学科中稳定的和根本性的知识，即那些现在和数十年以后仍然应当知道的知识，乃至为人生知识大厦建造永久基础的知识。为此，应当排除那些次要的、容易过时的知识。这类知识往往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如物理学上的质量与能量概念，是普通物理学上的基本概念，但从牛顿物理学到相对论，含义变化很大，而且至今我们难以确定今后它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四，基本科学素质反映了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低要求。这个要求尽管是“最低”，却很可能是相当多的人尚未达到的，如环保意识对于许多人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企业家当他面临环保与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把环保成本推向社会，还是由企业自觉承担？这种选择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是对一个人环境科学素质的严峻考验。再如，现在城市中汽车尾气污染空气问题日益严重。从生活和工作需要来看，那些可以买汽车也可以不买汽车，或者说买汽车必要性不大的人，当他决定买汽车的时候，是否认真考虑过他应当承担的环保义务和责任呢？所以，基本科学素质有点类似道德。道德与知识密切相关，但学富五车的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有目不识丁的人的道德水准高。这一点保证了，即使具有高中、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全面达到《基准》的水平。所以，《基准》的要求既有低的地方，也有高的地方，人人都应当为达到《基准》的要求付出艰辛的努力。

总之，《基准》的目的是为公民应具备的科学素质划一条底线，过线即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此外，这条线适用于所有的人，它不分等级、不分人群、不分地区。类似跳高，规定一个高度，所有的人都适用。各地执行时根据需要再细分。

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理解科学的重心

《纲要》对科学素质已经给出了一个定义：“全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但是，对于科学素质的含义，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为此，记者向马来平教授请教。

马来平教授认为，《纲要》对科学素质所下的定义不仅有深度，而且全面、凝练，堪称《纲要》的一个亮点。尽管这个定义并非一锤定音，尚有商讨的余地，但是对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实施而言，显然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必须准确理解。从《纲要》给出的定义看，科学素质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它的全部内容包括“四科两能力”，并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科学的基本理解。二是公民生存、生产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技能。三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其二，在“四科”中侧重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科学知识仅仅是理解科学所包括的一部分，整个理解科学的重心在其他“三科”。

其三，在全部内容中侧重能力。理解科学是手段，提高能力是目的，能力是科学素质的重心和落脚点。

对科学思想常见的理解

在科学素质中，科学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极易发生歧义，可作多种理解。对此，马来平教授向记者陈述了四种常见的理解。

第一，一个人对科学本质和科学各侧面所持有的基本认识和观点。如孙中山的科学思想、鲁迅的科学思想等。

第二，科学家的重大理论或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思想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

第三，科学成果以及科学成果所反映出来的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学观点等。通常说的科学思想史或科学内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科学思想概念的。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思想也基本上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

第四，对于科学所持的一种相信、尊重、依赖和热爱的积极态度。这种用法通常是和迷信、盲从、加入邪教和反科学等态度或行为相对应的。如“树立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科学思想可能还有其他用法，但当它和“树立”一起用的时候，最贴切的含义当是最后一种用法，即“树立科学思想”主要是指“树立科学态度”。

当前，我们所提倡的科学态度主要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中所提出的新“四科”：“信科学、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除此以外，科学态度还应当包括对科学的负面作用和局限性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含义

科学精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学界提出的定义很多，但权威性的不多。其中，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定义影响较大，有很多合理性。但它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理想化色彩，受到了学界的尖锐批评。

不过，马来平教授认为，在关于科学精神含义的众说纷纭中，学界还是形成了若干共识的——

“彻底的客观立场”。所谓客观立场是指坚持如下的主张：科学概念和理论不是主观臆断，应当具有可靠的经验事实的支撑。在日常生活和其他领域，人们也讲客观立场，即重事实和证据、重调查研究，但往往不如自然科学来得更彻底。突出的表现是，自然科学不单单尊重事实，还要把事实和定量结合在一起。事实或命题一旦定量化，那就近乎一丝不差、确凿无疑了。

“彻底的怀疑与批判态度”。科学家对一切已有成果通常持一种有根据的、彻底的怀疑和批判态度，即使自己的发现也不例外。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正当全世界好评如潮的时候，他却公开声明，他相信“相对论”总有一天会被推翻，而且他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爱因斯坦的这种科学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家波普尔，促使其提出了“否证论学说”。在科学家看来，任何理论一旦形成就是既定的了，而经验事实却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不断地被发现着。所以，一个理论迟早要在检验中被否证、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代替，因而具有暂时性。此外，在科学界，这种有根据的、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已经制度化。同行、各种评委和审稿人，乃至每一位科学家都是职业的或业余的科学守门人。一项科学成果一旦发表，就自动进入了科学界随时随地都可能进行检验、批判的范围。这种情况不同于简单、孤立的个人怀疑主义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有规范制度和社会性怀疑的认知警惕系统”。为此，默顿认为，科学界的怀疑主义规范是“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或者说“有条理”的。

马来平教授认为，在科学素质中，科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1．一般指自然科学方法；广义的，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法。2．不是指任何一门具体科学的方法，而是指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各门自然科学所通用的方法。如实验方法、观察方法、模型方法、假说方法、概率统计、归纳法、演绎法、类比等。3．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要求会做复杂的科学实验、会进行天文观测，懂多少数学、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等等，而主要是指掌握科学方法的精髓或基本精神。如经验检验的必要性、经验检验的可重复性、证据的多样性和可解释性、定性和定量的结合等等。

“两能力”的丰富内涵

一般公民对于“两能力”的理解还停留在认识的表层，其实，《基准》中所谈的“两能力”是有丰富内涵的。对此，马来平教授进行了深层的解说——

第一，在科学素质所包含的“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中，“一定的”这个定语包含数层意思，其中既有要求不是太高的意思，也有这样一层意思：“四科”对于人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过分夸大。影响人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因素还有许多。

第二，在“四科”内容中，相当多的是认识性、理解性或观念性的东西。一个人仅仅做到理解和掌握“四科”还不够，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具有运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如运用“四科”做好本职工作，提高生存技能，改善生活质量，抵制迷信和邪教，正确对待科学家，正确对待各类科学活动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参与地方和国家与科技有关的重大事务的决策等。这些能力既是对“四科”理解和掌握程度的一种试金石，也是科学素质水平的一种标志。

第三，在具有一定的应用“四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方面，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四科”与公众事务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大量事实证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一定的“四科”基础的。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公共事务渗透科学技术的背景或内容，如果公众对有关的科学技术背景或内容达不到基本的理解，势必会影响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和质量，例如，关于转基因食品可靠性的讨论，如果公众不想让专家越俎代庖，就必须自己去了解有关转基因的基本知识。其二，从近些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四科”对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制约作用呈迅速上升趋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既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需要，也是社会民主化的需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的发展，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将日益畅通，也将日益成为我国民主决策的正常形式。如2005年圆明园防渗透工程事件导致公众参加环评听证会，怒江是否建大坝，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影响；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项目已经暂缓，也是由于公众意见发生作用的结果。总之，科学素质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事实上，《纲要》之所以在科学素质定义里强调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需要和发展趋势。

《基准》六大领域选择的主要理由

据了解，科学素质的内容无边无际，《基准》在2～3万字的篇幅里，必须对这些内容有所取舍。如何取舍？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以点带面，选择几个领域把这些领域里的科学素质标准说深说透。领域选择的原则：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当前社会发展最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关键。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六人起草小组最终选择了六个领域。对此，马来平教授又逐一就这些领域选择的主要理由进行了阐释——

一、物质与能量。政府提倡建立节约型社会，《纲要》把“节约能源”规定为近几年的主题，而材料对经济发展极具战略意义。二者需要给予突出体现。

二、环境与生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尖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是《纲要》规定的近几年的主题。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三、生命与健康。这部分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纲要》近几年的主题也包括“健康生活”，“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四、个体与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都要了解人的社会性，都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既是每个人生存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当代是大科学时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交叉，自然科学不可能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单独存在，因此，科学素质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素质，它还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

五、信息与交往。当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一是科技高速增长、信息爆炸，人们对每天所要处理的信息应接不暇。二是信息科学是带头科学之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三是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所以，如何学会使用常用的电子产品，如何掌握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基本技能、提高交往的效率，对于每一位公民都是十分重要的。

六、认识与方法。认识是行动的基础，而无论是认识还是行动，都离不开方法。所以，认识和方法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实践都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这一部分也是最集中、最直接体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地方。

由于《基准》正在起草过程中，上述六个领域的名称和部分内容可能还会有些许变化。

“知识”很“必要”，“能力”系“核心”

在《基准》中，既有科学知识，也有科学能力。如何科学评价各自在提升公民素质水平方面的作用，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

马来平教授认为，科学知识在《基准》文本中的呈现方式相对简单一些。办法就是尽量选取《纲要》所说的“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什么是“必要的”？一是公民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的知识。尽管公民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初步知识，但两者不能等同。有些前沿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科技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克隆、转基因、厄尔尼诺、纳米等等。二是各门学科中比较稳定和核心的知识。三是与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根本性知识。如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之一，与此有关的科技知识就属于“必要的”之列。

他说，关键是其他“三科”比较抽象，文本中如何呈现？在《基准》(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人们问得比较多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除科学知识以外的其他学科和“两能力”如何处理？

首先，在《基准》文本中，每一部分对其他“三科”都有表述，特别是其中的能力部分。可以说，其他“三科”体现在《基准》的字里行间。其次，从六大部分的分工说，第六部分“认识与方法”较集中地体现了其他“三科”。最后，前言将专门交代一下其他“三科”和“两能力”的问题。

既然在科学素质中能力是核心，那么《基准》怎样体现这一点呢？做法大致如下：在六大部分中，每一部分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解科学技术原理。二是应用科学技术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应用科学技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能力三分有二，足以表现其重要。顺便说及，能力包括公民应有的理念、态度、价值观、方法和技能等。

《基准》是否包含技术素质

2007年5月下旬于上海召开的“中美科普论坛”上，米勒明确表示，科学必须和技术分开，技术变化快，技术无素质，也无法测量。那么，对米勒的观点到底如何评价呢？

马来平教授认为，米勒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是经济欠发达，老百姓尤其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依靠实用技术打翻身仗，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中的公民，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科学家如何通过媒体告知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知识，而不是对科学的体系有所了解。”(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15年的回顾与思考》《科普研究》2006年第１期)如果我们在实施《纲要》时，把技术的内容排斥在外，肯定要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但是，技术的确变化快，不好测量，技术和科学的确有重大区别；以技术代科学，把农民的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完全搞成技术培训，将会背离实施《纲要》的初衷。因此，在《基准》里，有一个技术素质如何体现和体现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所谓技术素质可以这样来理解：掌握并能够应用一定的日常生活和本职工作中常用的技术，粗知有关技术的科学原理；了解一点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高新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知识。在《基准》各章节的应用能力部分，将尽量联系公民生活和工作的实际；体现有关的技术内容。同时，凡是涉及技术的地方，也会尽可能展现技术原理和技术应用中蕴藏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基准》如何与监测评估相衔接

从《纲要》赋予《基准》的任务看，《基准》应当具有可测性。可是，公民科学素质却包含着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两能力”这些难以测量或不可测量的东西，因此，要求《基准》具有完全的可测性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使其向可测性方向靠拢，把《基准》与监测评估的衔接问题解决得尽量好一点，还是有一定余地的。为此，马来平教授告诉记者，他们为此提出了两条关键措施——

第一，精心选择理解科学技术的知识点，努力使这些知识点既没有参差不齐和重要遗漏，又能达到在该领域比较基本、关键和含义明确。如就生态科学素质而言，理解生态科学部分，应当紧紧围绕以下几个核心概念和原理：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水循环、碳和氮循环；要素和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等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等。因为以上这些是生态科学最基本、最重要和最成熟的内容，弄清了这些内容，也就基本上达到了理解生态科学的目的。同时，这些内容基本上都具有可测性。

第二，准确概括体现“两能力”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指标。测量运用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解决具体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要比测量单纯地理解科学技术复杂得多、难得多。但是，通过寻找一些恰当的指标，还是基本能达到预期目标的。还是以生态科学素质为例，运用对生态科学的理解解决具体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一系列指标：1．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2．支持降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3．保护能量的自然循环。４．保护水和其他物质的自然循环。５．支持和参与保护生态公益团体及其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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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起草的背景

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基于此，1999年，中国科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认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予以推进。《建议》得到国务院的肯定，2002年4月，国务院复函中国科协，指出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方式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总体规划和系统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中国科协会同中组部、中宣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成立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协，正式启动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的制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基准》起草两次未获成功，于是，《纲要》于2003年由国务院先行颁布。2007年4月，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科技部主管，由北京大学任定成教授负责，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六人起草小组，重新启动了《基准》的起草工作。

《基准》起草小组成员除马来平教授外，尚有：任定成，北京大学教授、博导，起草小组组长；张增一，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万里，南开大学教授，博导；胡志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黄艳红，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博士后。

名词解释

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