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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这次专心阅读的文本不似往日的单篇报道或文化游记，而是陶公的一本教育通讯集《治校之道》。
应该说，在今天的“校长负责制”并不十分成熟的背景下，普通教师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学校管理实践的机会很少。有这样的前提预设，从一般意义上而论，让普通教师面对《治校之道》时便有了一种阅读尴尬：他们并不熟悉学校管理的课题，其教育分享的可能性似乎是有限的。但是，真正读上几页之后却发现，这一难题对于《治校之道》的阅读是不存在的。“学校文化建设关键不仅在于学生作品的上墙、教师用语的文明、文体活动的丰富等，而且在于内化于师生心里的文化追求。”“个性与特色并不排拒学习他人经验，可个性与特色从本质上更属于自己的创造；特色并不意味着圆满，但特色却昭示着卓越。”仅就本书“自序”中的两段话来看，陶公虽意在采撷优秀校长群像的教育思想与个性化实践，但行文立场却是立足教育的元认识论，落笔的着力点选择的是校长们回归教育原点的教育实践。而书中写到的校长们，也经常把思考的触角伸向了教育的原点问题。如山东平邑兴蒙学校的胡美山校长认为，“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是教育人的；人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没有人，便没有教育。但现行的教育恰恰忽视了人的存在，人在教育中失落了，学生的灵性与创造性荡然无存。”浙江杭州学军小学的杨一青校长认为，“教育个性化意味着自主、独立、创造，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根据自己内在要求和自己个性特点选择独特的方法，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活动中的问题，从而充分享受精神振奋的活动乐趣。”如果没有对教育原点问题的深刻理解作为灵魂支撑与智慧支持，教师就没有精神皈依，这容易导致教师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不能把握自己，无法达到内心的安详、平和之境不说，他推行的教育也是没有灵魂的肤浅技术或技艺。读完《治校之道》后，我对此有了切肤触摸后的深刻认识。
对读者而言，只有记忆中留存的东西才是有阅读价值的。当我多次读完本书后，坐在书桌前梳理留在记忆中的文字时，却发现有三个维度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
——目前，教育通讯就像是一阵虚火，绝大数文字只是在形式上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趋向于浅显、轻松的表达，实际上缺乏文化内涵与专业深度。“将思想与智慧作为一种崇高的标的，开始了古为今用的当代追求”。“思想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真正所在地，在这里，每一个人最内在最深邃的‘自我’直接面对永恒，追问有限生命的不朽意义。”“文化促进学校发展、智慧成就非凡事业、和谐构筑人文环境、个性凸显出特色、奋争抵达特殊境界”。“当今在最应当重视文化的校园里，不少人盯着的依然是传统的教参与应试教育，但愿高万祥的文化建设能够给尚在迷茫中‘徘徊复徘徊’的人们一个走向文化圣地的指引。”读完了《治校之道》中的这些文字便发现，书中那些改革细节的捕捉、清晰而充满学术激情的梳理与论述、厚重的文化底蕴、深刻的见解，则带有深入浅出的浓重色彩，有文化大气象，文字清清雅雅，耐人品味。
——如今，中小学学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触及到了制度层面，但现代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运作的外部支持与内部条件尚未成熟，使校长在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形成了很多亟待研究的课题。陶公采写的校长中，有些已在“校长负责制的完善”“科层制管理弊端的超越”“课程设置的变革”等难点的突破、疑点的阐释上做出了成功尝试。如山东省杜郎口中学的崔其升校长为落实农村课改的有效实践。“教室前后及背光面三面都是大黑板，教室中间是纵向排成的三排课桌，学生分组排位，面对面而坐。而且课堂形式多种多样，甚至五花八门，‘台上’学生或表演、或辩论……小组展示等多种形式交相辉映；‘台下’学生或蹲、或站、或坐、或跪，地上、课桌上、板凳上挤成一团。”浙江省义乌实验小学的金孜红校长倡导的教师发展规划，“要求每位教师制定个人发展三年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学校根据教师自己制定的发展计划对教师进行考核，关注教师的发展过程。另外，学校还帮助每位教师建立了教师专业发展档案袋，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体现个人的纵向提高。”这是对学校科层制管理弊端束缚教师发展的难题破解。再如山东省莱州双语实验学校的赵福庆校长对课时的创新，他实行了“三四五”时间制，即英语、音乐学科的课时为30分钟，语文、数学学科的课时为40分钟，下午的大活动课定为50分钟。
——陶公在《治校之道》中推出的优秀校长的辐射力将在当代消磨，但其价值却由时间保存，给后人以永久的精神感召与智慧启迪。毫不客气地说，像郑杰、卢志文等学校管理改革的引领者，有关他们的报道在媒体上并不鲜见。但是，能有哪一位记者朋友能像陶公那样对他们的多姿风采与改革价值把握得那样到位？比如《校长要“基于问题解决”—— 郑杰校长的“另类”思维与特殊行动》一文，虽然定位于写一位常人眼中的“另类”校长，但陶公行文时捕捉到的“另类”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郑杰校长对学校管理深入研究与思考之后，形成的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话语系统与学校规范：“郑杰不赞成‘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学校’说法。如果校长说了算，这所学校就比较危险。学校的好坏，不能寄托在校长一个人身上，而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催生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好学校。制度要在校长之上。不然的话，一个好的校长走了以后，学校就会衰败下来。”
文化学认为，文化强势者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有时候是被援助者所不知道的。像《为师生打点文化底色——高万祥校长的教育批判与文化建设》等很多文字，在《治校之道》结集出版前我就读过不少，它们让我倾心。回首以前那段生活，我开始的时候是读，后来读熟了便偷偷地学着写。再后来，我也曾和陶公合作写了一次大型的报道，遗憾的是，我的能力不足让我没把那事做好——至尽仍旧惭愧在心。是非经过不知难。近几年，因为工作需要，也写了一些应景性的通讯，写完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些报道有些特殊的味道。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仔细思考后才发现，原来是在和陶公合作的那一次报道创作中，我
不夸张地说，陶公是新时期记者的骄傲，更是读书人的自豪。尽管他是一位记者，但他的人格力量、工作作风、学术操守，我总以为始终代表着读书人的传统精神。作为新闻工作者，他生活在社会的平常一隅，坚守他的布衣精神，不与世隔绝，却与世无争；他不喜繁华，虽经常身居深院，却总是萦怀于教育的忧乐；在教育新闻界，他可谓名满天下，虽不能说是著作等身，也在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了无数震撼激射的文字；已近耳顺之年，本可以坐享其成了，但他依就“一直在采写的路上，既风尘仆仆地行走着，又快快乐乐地收获着”；他培养了无数不能算是他的弟子的弟子，说起自己帮助过的人时依然清清雅雅，一副平常居家的样子……当然，以我和陶公的几年交往做分析指标，有这样的认识都是看人挑担自己不吃力。作为一名新闻界的远行者，陶公投身其中跋涉多年，其中甘苦岂是我能猜度？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说《治校之道》温暖了我，毋宁说是陶公本人温暖了我。和陶公聊天，读陶公的书，是一种享受教育的幸福休闲，更是一种对人生格调的引领。这些年，因为到各地讲课，免不了谈起对我有影响的人士，只要我谈到陶公的深重厚待，再热闹的饭局，听的人立马静下来，他们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近日，欣闻陶公的另一本书《非常父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便又有了新的阅读期待。
（陶继新，《治校之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