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飞机上用四个多小时一气读完陶公（这是我对陶继新先生尊称）《非常父母》第一遍的。 我儿子快八个月了，在这八个月中，我时不时地感觉到做一名父亲的捉襟见肘。尽管在儿子出生前后我阅读了高桥悦二郎的《育儿宝典》、老卡尔·威特的《卡尔·威特的教育》、罗斯·派克的《父亲的角色》等书，但那只是家庭教育尤其是对国外家庭教育有了点粗浅的认识，算是刚入门，但我对国内优秀家长的成功实践总结和其子女群像的成长特点却缺乏了解，这让我面对儿子可爱的笑靥时有些不自信。因为，我儿子出生在国内，勿庸质疑要接受“中国化”的家庭教育，但我对国内的家庭教育却缺乏基本的了解。为此，一直以来，我很想拥有类似的阅读经历：能让我在短时间内通过一本书便可以了解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的成功实践理念与常规做法。经过分析后，我感觉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的最佳选择是读一本报道优秀家长和其孩子的通讯集。因为这些通讯和原典性的家庭教育读物相比，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面对普通家庭时更有分享的可能。很快，我就搜集到了陶公刚出版的《非常父母》。 有这样的阅读出发点，我才读得急切，读得专注，而在反复研读了《非常父母》后，它也真真切切地打动了我。 其一，立意高远的创作初衷与读者的取法乎上。尽管我做父亲已经八个月了，却还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不是具备做一名父亲的资格。当我读了《非常父母》后，才开始汗颜地思考这个问题。“教师上岗需要资格认定，家长教儿育女也应当获得合格证书；但现实中的家长非但没有合格证书，而且勉强合格者也是‘几希矣’。”“我常常为这些家长的责任缺失与有辱使命而叹惋，因为孩子的教育是不可从头再来的，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出于记者的良知，我有了采访成功人士家庭教育的思考与行动。”当读到书中的这两段文字时，我才触目惊心地意识到：我也应该归到陶公所说的那类没有合格证书的家长之列。在深深警醒的同时，我也在思考，陶公的这次历时十年的采访，立意可谓高远。有了这样的立意标的，《非常父母》一书中采写的家长可想而知都是很优秀的，是富有代表性的。 应该说，书中推出的五位家长，没有什么惊人、高人一等的特殊才能或特长，但他们都是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换言之，五位父母都是合格的家长。像夏杨的妈妈杨文曾经留学英国，出版了《杨文英语》《杨文教子》等书；像老咪的爸爸王辉湘，尽管只是一位普通职工，但他对一些经典书籍的深刻理解、对孩子早期教育的独到见地非一般家长所能相提并论；像黄思路的妈妈王晶，英语水平很高，认准的家教真理坚持到底……古人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面对这样的“高端访谈”，读者只能用“高端人士”的价值标准、话语体系、思维方式来关照自己的上层建筑世界。我想，这种碰撞得来的结果必将是一种家教审美差距的快速缩短。 其二，家庭编排的结构形式与读者的全面了解。《非常父母》收录了十篇五个家庭的长篇通讯，以家庭为单位编排（家长与其孩子的报道归于一组），共五组。这种编排在当前的家教类图书中是独具一格的。这样，便于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每一个家庭的家教全貌与个性内涵所在：读者既可以看到一位优秀家长的家教理念与家教方法，还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体现。而在本书出版之前，陶公在分散地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早已把这些提前予以规划：写家长重在写其理念（当然也有大量的实践细节展示）及其对别人的启示，写孩子重在写成长体现。这样各有侧重的匠心独运，从每篇通讯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如写家长的几个题目，《杨文教子的经典案例与启示——一个22岁剑桥博士生的家庭教育》《过程是美丽的——王晶教女成才的思路》《老咪的成才不是谜——王辉湘的家教策略与启示》《走向世界不是梦—— 从篇组的结构上分析，在每一组报道前面，编者还加了两段文字。比如杨文和夏杨的一组中，两段文字是这样设计的。“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时空都不应当留下空白，个体生命都有探索世界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可以使生命更具有价值更富有活力。——杨文”“人生不是家长为我选择，而是我选择。尽管有的时候也会遭遇挫折，可是，那毕竟是一份财富。——夏杨” 这两段文字，浓缩了杨文的家教理念，更是夏杨成长体会的精华。点精之笔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这一家庭的教育成功所在。 尤其是，在本书的“自序”和“跋”中，陶公还对自己的采访意图、编排体例等内容进行了善意的提示，便于读者科学地把握这五位家长和孩子。比如，在“自序”中他把五个家庭的个性化经验的共通之处总结为：“首先，家长应当是孩子精神的引领者和心灵的锻造者。”“其次，习惯的养成至管重要。”“最后，充分挖掘孩子的潜能。”在“跋”中陶公又这样自谦地提示：“本人既系性情中人，又好理性思索，所以，书中时不时地抒发一些感慨与阐述某种理念，但正确与否却是未必。”从而引发读者边读边思考的意念。 上述三种编排体例，让我读后感觉透彻无比，几乎是在第一阅读时间就可以优雅地拒绝了自己误读的可能。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连我误读的可能与空间都没有了，我的阅读感受才会因这种过度完美而生出隐隐的不满来。不过，这正体现了陶公及本书设计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其三，年龄段涉及的全面性与读者的全程了解。陶公书中推出的五个孩子的成长体现，基本涵盖了他们从幼儿——少儿——青年（一般写到大学）的成长历程。而且，这五个孩子中，夏杨、黄思路、老咪都在国外闻名世界的大学读书，而孙岩和曦曦尽管在国内，也已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行走过。应该说，让孩子有这样的成长历程基本上反映了国内目前绝大多数家长的普遍愿望。因为，在这几个年龄段，如果把孩子的家庭教育做得像书中五个孩子那样成功，也就为孩子的一生幸福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与可靠的智慧保障。 我想，陶公在选取采访对象的时候，肯定也考虑了经典性的问题——不能只写那些一时半会或在某个年龄段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而是把时间放得更长一些，锁定被采访对象的终生幸福这一分析指标的。 其四，展示内容的思辨性与读者的有效借鉴。展示内容的思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教理念与实践的推敲与提升，一是采访写作重心的回归本原。 通讯报道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记者也是文化人。我以为，在新闻界，文化的堕落就是记者在向那些本来无暇顾及文化的读者兜售所谓文化，并使后者突然间成为文化仰慕者的时候。为了对比阅读，我翻看了不少其他记者关于五位家长和孩子的报道。在对比阅读中，我时不时地发现一些记者关于家庭教育理解的“硬伤”。说实话，尽管我和陶公私交甚厚，尽 写作永远是新的，但陶公的新另有含义。若是按照时间顺序从书中的《老咪的成功不是谜——王辉湘的家教策略与启示》（1998年）一路追看到《一位著名盲人青年钢琴演奏家的奋争历程——记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孙岩》（2007年），就会发现，陶公写作的这个“新”字，并非是新闻创作手法的所谓不断创新，更不是随时代演进而随波逐流的所谓保持一致——相反，从陶公的写作主题的确定、内容的筛选等维度上体现出来的倒更像是一种深刻思辨后的回归——一种回归家庭教育本原的思考与写作。这种回归，用陶公自己在“自序”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概括性说明：“人的生存环境应是和谐愉快的，人的生命价值理应受到挑战并得以体认。所以，为孩子创设挥洒生命与发展巨大潜能的家庭文化环境，是富有眼光的家长的必行之事。”我想，这样的认识才是当前家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真谛。 应该说，这本18.5万字的通讯集展示的五位成功家长与优秀孩子，是带有明显地个性化内涵的，有些实践是像我这样的一般家庭不容易操作的，有些实践更是我望尘莫及的。比如，我的经济收入没有能力将来为儿子出国提供经费支持，我的英语水平也赶不上黄思路的妈妈王晶，我的文学素养也不能和老咪的爸爸王辉湘比，等等。但是，这五位家长提供给我的精神感召却是我能在儿子身上实践的。 感召一：把家庭打造成孩子幸福生活的乐园和情感陶冶的港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靠的是父母日常言行的点滴积淀，并不是完成于一些大是大非的经历中，因此需要为孩子的发展确定一个长远的教育计划。 感召二：一位优秀家长的文化影响力的形成并不在诸如学历等外显“硬件”的具备上，他们的表面工夫我学起来容易，但内里文化影响下的日常实践水平的提升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习得的事情。这不像我原先设想得那样——在短时间内通过一两本书或一两年的努力就可以快速提高自己的家教素养。 感召三：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的潜力是巨大的，但不少家长却在孩子来到人世间的最初几年忽略这一基本事实，从而扼杀了孩子起步时的生命资质。 感召四：屏弃一曝十寒的、自己曲意理解中的、赶时髦的教育行为，真正以一个优秀家长的科学素养推进属于自己孩子的家庭教育。这样，我提供给儿子的家庭教育才是最成功的。 熟读完《非常父母》，掩卷之际回首陶公十年来的采访，那可真是“走南（到重庆采访汪洋和曦曦）闯北（到北京采访沙彦华和孙岩）”，历程不可谓不艰辛；而对这些“高端人士”的访谈把握，是不容易驾驭的；这些文章一经见报，便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足以说明陶公的采访质量。这种高难度、高水平的采写，似乎与陶公的年龄极不符合——年近六旬，从常理上说创作颠峰本应无可挽回地要开始从身边消逝了，但是，陶公却让我明显地看到了对这一年龄局限和生命规律束缚的超越。这让我想起了欧亨利的《最后的常春藤叶》的苏艾和贝尔曼，更让我想到了陶公所代表的一代记者们，在漫长而又崎岖的路上艰辛地行走着，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追求与良知的操守。写到这里，一时的感触凝为一句话：平常人心非常人。 陶公向读者推出了“非常父母”，那么，他是不是一位“非常记者”呢？ （《非常父母》，陶继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