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及“生命教育”这字眼，我心里总有难以言说的痛。2006年2月20日到3月1日，华南农业大学10天内发生四起跳楼事件，10天内四起跳楼事件，人们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跳楼事件”上时，我也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一篇随笔《谁让生命的重量轻如鸿毛？》。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个从高校回来插班补习，在我的生命中只出现七天的花季少年就从五楼一跃而下，生命顿时支离破碎……岁月抹不去他那阳光灿烂的笑容，也洗不去他脸上的血迹……

从那以后，我查阅有关生命教育的资料，我希望自己也能尽己所能改变学生的生命状态。我读了袁卫星的《生命课》丛书，我听了肖川的《生命教育与师生的幸福人生》《教育的幸福生命和专业成长》等报告，我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组织教育丛书《学会生存》。而陶继新老师的《生命教育应当成为我们头顶的“光环”》一文就是这个时候读到的。

通过这篇文章，我进一步了解了肖川博士的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和推行生命教育的做法，他不仅是生命教育的倡导者，还是践行者。文章对当前学生生命状况的分析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如果学校生活本身是令人压抑的、枯燥无味的、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的，那么，即使目标再好，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如果只关注考试好不好，就无异于画地为牢、削足适履，由此培养出来的只能是鼠目寸光、兴趣狭窄、内心贫乏、对人类苦难和外部世界报以冷漠的人。”

尽管这只是用“如果”的句式表述，但身处一线的教师都知道这就是现实啊。可是谁让学校生活令人压抑、枯燥无味呢？也许会有不少人说：“生命教育的关键是教师。”但是，又是谁“只关注考试好不好”呢？我想，这就不仅仅是教师了。我曾见过某校发教学质量奖时的标准：平均分取小数点以后四位！你可以不在乎奖金多少，但是以平均分和尖子生人数来决定你的去留，对于一个靠职业求生存的老师来说，多数人还是很在乎的。在夹缝中生存的老师们难以有足够的高度关注学生们的生命状态。

所以，当务之急是努力改变教师的生命状态！我在陶老师撰写的文章中就看到了肖川博士在这方面的努力：“生命教育的对象道德应该是教师，只有教师通过不断学习、再学习，树立积极向上的教育理念，才能真正关爱生命，呵护生命之花的成长。”

但如果再往深里追究，要改变教师的生命成长，还得从改变评价教师的单一性标准改起，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学生生命状态不可量化。”所以，主管教育的行政领导还是用最为简单的量化标  准来衡量老师水平的高下：分数！于是，问题还是被打回原点。

但不管现实如何残酷，道路如何艰难，肖川老师仍大声疾呼：“给学生一些权利，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给学生们一些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把握；给学生们一些困难，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在全国许多地方，他和老师们谈幸福，谈理想，谈信念。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不少学校（尤其是小学和初中），开辟了生命教育陈列室，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了儿童远离意外伤害教育。这点点星火让我们看到了光亮，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燎原之势。到那时，我也希望这把火烧到背负着教育最沉重的压力的高中校园，使教育主管部门的目光不仅仅盯在高考成绩上，使老师们有一丝丝空隙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生命的美好，感受职业的崇高。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建议陶继新老师的文章标题由“生命教育应当成为我们头顶的‘光环’”改成“生命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头顶的‘光环’”。

怀着美好的期待，我翻开肖川老师的专著《教育的理想和信念》，跟随他的文字，我畅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