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峰、陶继新二先生合著的《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出版了,我很高兴,也舒了一口气。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竟不知该从何说起,即如这题目,想了好几个,都不满意,最后干脆径名以《〈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之于我》了。为什么会用这样的题目呢?因为我“与有荣焉”地参加了这本书的出版编校工作,曾具体负责核对该书的引用文献。因此,即使再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还是要说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之于我这个话题。
先说我对经典教育的认识。今年4月,我才开始接触经典教育工作,所以在这里谈认识委实是大言不惭。章实斋有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我既不高明也不沉潜,之所以还敢说上几句,不是无知者无畏在作怪,乃是因为毕竟在王登峰司长、陶继新先生,还有我的上峰祝安顺老师身边受过熏陶,耳濡目染中颇得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之妙。有了这本钱,也就敢于厚颜兜售了。
我常常想,做经典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功利点,他对生存在当下的人有什么用?看过一些书,没得到满意的回答。前些天看到一段讲文字和国家关系的话,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的。且看:“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我以为赵启霖实际上讲的是国文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文化也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坐而言不如起行”,先哲早有明训。要承续传统,就要亲近经典。如何亲近经典,一句话,把经典付诸行动。金缨《格言联璧》有句话:“读书为身上之用,而人以为纸上之用。”正对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之辈做了批评。我不敏,至今还没想明白经典教育的意义,可我相信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可以说,《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就是行动和思考的结晶。
再说我对二位作者之了解。对王司长的“了解”有些来自“道听途说”,比如15岁就考上了北大。当然听王司长的讲座,看王司长的书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司长学的是心理学,同时对中华传世经典如《论语》《荀子》《老子》《颜氏家训》等极为熟稔,可以随口征引。后来我才知道,王司长研究中国人的性格,研究方法是从词典里边找形容词,而且一找就是十几年。王司长带学生做中外性格比较研究,让学生分成两组,一组从西方经典中找资料,一组则从“十三经”中查找资料。最后项目完成,王司长有个发现,读中国书的一组,在言行举止方面都表现得温文尔雅。这不能不说是浸润中华文化的结果,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王司长除了博学还多才,能创作。如果大家留意过中华诵的主题曲,一定会知道词作者之一就是王司长,另外一人是
陶老师是典型的“蔼然长者”,在几次接触中都让我如沐春风。我曾写过一篇
二位都是我极敬重的人。因为都做经典教育工作,得以结识二位。我当然没有资格讲“吾道不孤”“德不孤必有邻”的话,但有幸能跟在二位的后面,在
最后讲我和《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我并不是要对这本书作评价,因为从选题策划到编校出版,
沈昌文说:“ 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 出版人都看市场风向,非畅销书不出。我对
因为此书出版了,感到格外高兴,趁这个机会说点心里话,由于学浅识短,“只能乱谈一通,真是姑妄言之。”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