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春秋》，顾名思义，是叙写师范教育发展的一部史书，是在山东师范百年华诞之际献给读者的一份珍贵的精神礼品。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此前尽管也曾零星地散见在一些图书报刊上，但像如此全方位地透视与总结山东师范教育历史全程的系统工程，还是破开荒的第一次。写作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本书史料非常丰富，客观真实地向读者展现的是百年山东师范的历史画卷。不仅有师范教育的一般性历史事实，也有教育上先贤与智者的活动足迹。即便近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有的也与师范学校的一些人物与事件连襟，从而为山东师范教育史染上了红色的革命色彩。在写“五四”时期学生爱国斗争、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等史事时，尽管教育思想相对薄弱，但鞠思敏、王晨祝等人物却血肉丰满，活动也写得如履眼前，革命的火把犹在眼前晃动。令你在生起景仰之情的时候，革命的热血也不由得激越沸腾。而始终客观公正地叙写真实的历史，又使本书的内容与“春秋”之名呼应成一种内在和谐。比如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山东师范教育，特别是对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及一些教育情景的叙说，以真写史，以事明理，清晰自然而又内容翔实。书中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诸如杜威、蔡元培大教育家到曲阜师范学校的演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及在邹平的实践活动；万里于曲阜师范学校的求学与革命活动等。这不仅为山东师范教育添抹了异常亮丽的一
笔，填补了山东教育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也为我国师范教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佳话。
书中一些地方在写史之时，还融进了一定的学理性的思考，从而显露出思想史的端倪。对于孔子在曲阜“有教无类”地教授弟子，以及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剖析，便不是简单地再现那段教育过程，而更多的是进行思辨性的透视。在试图确立孔子应是师范教育鼻祖的立论时，虽尚难无懈可击，却已是在非常努力地进行理论的探究。令读者在兴味盎然地去思考这一新的命题，并佩服作者的新的发现与执著探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绝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块瑰宝，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迄今仍不失其合理的内核。
我比较欣赏本书主编徐兴文和孟献忠撰写的《前言》，它不仅向我们勾画了山东师范教育发展的基本框架，让我们不必用去太多的时光便可以清晰地鸟瞰这段极不寻常的历史；而且在说史之时，几乎始终有学理性的光华在从容雍雅地徘徊，使这一浓缩了的山东师范教育史中，崭露出史事与思想争奇斗艳而又互为补充的特殊壮观。如果循着这条思路扩而大之，在思想内涵上更进一层的话，则可以有一本比《师范春秋》更具价值的山东师范教育思想史的横空出世。如果说《师范春秋》填写了山东师范教育史的空白的话，这一尚在理想彼岸的新作则将会填写山东师范教育思想史的空白，并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当然，这种工作更为艰巨，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富有理论水平的编写人员。
由于第一次进行如此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时间又格外紧迫，有的内容也就难免不尽人意之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理性透视的不均衡性。在对孔子等教育思想进行分析时的学理性深度，与一些内容单纯事实再现的理性透视缺失，形成一种不太协调的反差。比如
对于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山东师范教育，多是事实的罗列，少有高屋建瓴的理性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的山东师范教育内容比较丰实，逐步走进了教育改革的深层领域；但理论的提领与思辨性的剖析却显得相对单薄。对于中师教育现代化的述说，不少还停留在表层的现象与硬件的建设上，而对于思想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思考较少，亦少理性的剖析。尽管本书并非教育思想史，但如果为之注入一定的理性思索，将在为其增加厚重感的同时，还会为全书点燃思想的亮色。
正所谓瑕不掩玉，本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深远意义，已经使这些缺憾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山东师范百年华诞之际将《师范春秋》隆重推出，就更有了特殊的内涵与现实的意义。
（载《现代教育导报》，2002.10.14，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