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文化教育的圣地，也是我精神生活流动不居的生命活水。多少年来，我的很多时光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之中发生的最为鲜活生动的事情，时常如朝阳突然从地平线上一跃而起的那一瞬间，令我升腾起一种特殊的激动。有人说我是知名记者，有人说我是教育专家。其实，我认为自己更是一位快乐的教育行者，如游览文化胜地或自然美景一样，在全国一些学校里乐此不疲地收拢着美色与喜悦。于是，我心里就有了一般记者和专家少有的那份真情与感动，有了一批遍布全国的“以友辅仁”的教育界朋友。所以，我比较了解一些学校的教育发展现状与前景，以及不少校长和教师的思想人格和教育情怀。在全国各地为校长和教师作报告的时候，我的课件虽然只是一个提纲，但富有生命感召力的故事，以及我的理性观照与感情流泻，几乎召之即来，且能引起听众的共鸣。这不是自己多么高明，因为这些大成功的背后，有着流动于心中的那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活水”。
我到任何地方采访，绝对不会拿了材料就走，看着材料就写。我认为，这不仅会使教育报道走向一条浮浅之道，还会将记者的责任意识异化。我会非常认真地与校长、教师和学生座谈，倾听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包括一个细节在内的教育故事，以及他们心中流泻出来的真实感情，思考采访对象富有文化品位的教育话语。因为在我看来，教育通讯，如果只是平面化地叙说故事，没有写作主体的理性介入，就不可能为作品点燃思想的亮光。而这种思想亮光并不是平空生成的，而是作者长期经典文化的阅读甚至背诵之后自然外化出来的。25年的记者生涯，也是我25年不断读书背书的生命历程，特别是我的理论素养一步步提升的过程。当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有点高深莫测的理论自然而然地活化在我的作品中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顿时涌动起一种具有审美况味的欣慰与激动。
教育采访与经典诵读，就成了我虽已步入“耳顺”之年，却又朝气依然的生命源头。
于是，我就有了“天上”“地下”合一的理论之说。即必须拥的高深的理论（天上）基础，又要有教育一线的实践（地下）经验。只有“地下”经验，就会处于平面滑移而缺少张力的无味与淡然；只有“天上”理论，就会处于“和者盖寡”甚至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只有二者交融为一，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写出高品位的教育通讯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了“天上”的理论，只是学了一点而已；不过，有学习计划，也有学习行动，而且是持之一恒的行动。相信坚持下去，终有成其“正果”的一天。我一直在“地下”活动，采访、听课、评课等，但是，农村的“地下”活动远远不够。中国绝大多数的学校在农村，绝大多数的校长和教师也在农村；中国最大的人群在农村，中国教育的希望也在农村。只有长期身处其中，才有生命的根基。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就如悬在太空的气球，终会在随风飘浮中訇然轰裂。所以，以后的“地下”活动，我会更加关注农村教育。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些富有思想追求与文化品位的校长和教师，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成了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本书中所写的校长与教师，就显现了这种精神的张力。当我与他们的思想碰撞的时候，就会惊喜万分，而写起来作品来，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话语。
对于那些只是忙于行政事务以及穿梭于酒场之中的带点“官气”的校长，我往往敬而远之。因为我自己也有点自私，如果经常性地混迹于这些人之中，我也会因“近墨者黑”而少了文味。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就只好经常化地通过接触富有文化品格的校长而达到“近朱者赤”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采访也是在读“书”，甚至可以阅读“经典”。这虽系无字之“书”，可文化含量有时并不亚于有字之书的价值。当然，正是因为无字之“书”中自有思想，加之我自己思想的介入，在这本书中，就有了读者比较希求的那种思想与文化。这也许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吧！
在这本书的姊妹篇《治校之道——20位名校长的智慧档案》中，同样可以看出我写作的一贯风格和不变的追求。“姐姐”“出生”一年有余，已经五次重印；但愿这个呱呱坠地的“妹妹”如她“姐姐”一样，一“出生”就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人无完人，书亦如是。在这本书的完稿过程，尚存有诸多缺憾。但作品一旦出版，就有了社会属性。我会恭候读者的评判，且会在感谢之余，喜迎另一个“孩子”的“出生”。
陶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