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真人”并非一个新而时髦的话题，但却是一个当代教育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社会上谎言不断、假货泛滥，归根到底，多是失去真而酿下的祸患。而小学是人生的奠基阶段，是学做真人的最佳时段。老子有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想培养走向世界与未来的人才，没有真作为支撑，就不可能抵达瑰丽而雄奇的成功彼岸。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山东省文登市实验小学校长侯溪萍，就是在导引学生“学做真人”之路上的执著探索者。

交到老师手上的10元钱并非路上所拾

一天，一位学生将10元钱交到侯溪萍老师的手里，说是路上所拾，交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侯老师在班上进行了表扬，并奖励她一朵小红花，给其所在的小组加了分。侯老师看到，她的脸上洋溢出灿烂而又幸福的笑容。

于是，这位同学的精神与笑容便定格在侯老师的心里。

但没过几天，她的妈妈来校造访，忧心忡忡地说了一些孩子在家偷钱的行为，并恳请侯老师给予必须的帮助。

侯老师突然想到那交公的10元钱，以及那个女孩被表扬时的幸福的微笑。

孩子被叫来了。谈话就在她妈妈的面前进行。

侯老师的神情虽然略带严肃，但却始终弥洒着关爱之情。她说，通过“拾”钱交公获得小红花和给小组加分，说明你有一定的荣誉感与集体感。但以偷代拾，却不但称不上一个诚实的孩子，还有可能对你的道德培养产生很坏的影响。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偷的意识，但正如蚁穴溃堤一样，久而久之，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接着，侯老师又给这个女孩讲了一个《苹果的故事》——

一位母亲拿出两个大小殊异的苹果，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说说究竟选吃哪一个，以此测定其品德的高下。弟弟年幼心直，母亲话音刚落，就嚷着要吃那个又大又红的。哥哥虽然和弟弟的想法相同，但他知道母亲此举的初衷，喜欢孩子能够说出类似孔融让梨的话来。于是就假装诚心诚意地说，做哥哥的就应当让着弟弟，我吃那个小的吧。母亲为哥哥的“懂事知礼”而高兴，将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递给了哥哥。自此，哥哥凡事宁愿说谎，也绝不违背母意。甚至偷来东西，交给母亲，以显品德高尚，骗取母亲的信任。后来，他不但满口谎言，而且偷盗成性，最终进了监狱。在问其犯罪的根源时，他沉痛地讲起了这个苹果的故事。

这个孩子听后很是感动，她告诉老师和妈妈，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侯老师一直没在班里谈及此事，她保存了这个孩子的自尊，也点燃了她那“学做真人”的希望。后来，她真的成了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

于是侯老师在思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学做真人”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当今中国教育上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自此，她将学生“学做真人”放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学生周记中“乖”女孩的两面性

要想让学生学做真人，首先就要让学生学说真话。借助周记这样一种载体，无疑是了望孩子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于是，侯老师要求学生在周记中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真实地呈示出来，这对于少有隐私的孩子来说，或褒或贬的评价，或自己或他人的思想行为轨迹就一一外化出来。

侯老师在一篇周记中发现，一个学生写到一个表现很乖的女孩，他的评价与教师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这个女孩甜甜的话语、微微的笑容，给所有教师带来的都是高兴与愉悦。这种嘴甜口巧的女孩，没有一个教师不喜欢。但在学生周记中才知道，她对同班同学及教师以外的人，却表现得相当冷淡。当今社会上的一些趋炎附势之人，虽与这个女孩有着很大的区别，但追根溯源，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我们的教师却有意无意在培养着“巧言令色”者。

这给侯老师的心灵一个极大的震动，甚至改变了她评价学生的思维走向。她开始表扬那些不太会说教师好话却又真诚守信的学生，并一次又一次地讲说诚实是立身之本。她向那些巧言令色的学生发出一种心理暗示：说些好听的漂亮话并不能博得侯老师的好感；相反，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才是老师的最爱。

“群言堂”将刚刚上任的值周班长拉下马

在写作周记渐入佳境并好评频来之时，侯老师并没有得意忘形，只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因为一篇一篇地翻阅周记要耗去教师的许多时光，长时间地私下叙写他人的问题也有悖于坦率人格的形成，而且一周一次的时间之长还会使许多问题不能立即得以解决。她要将这种真诚人格的培养由秘密走向公开，由繁琐走向简约。

于是，她想到了另一个形式：“群言堂”。

所谓“群言堂”，就是在每天晨会10分钟内，针对前一天每个人的表现情况，学生可以无所顾及地发表“宏论”。她认为，面对面地谈论问题有利于学生说真话、做真人思想品格的培养。因为哪一个孩子说了假话，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攻自破。同时，诚实与勇敢应当和谐为一，提出问题者与接受批评者都需要勇气。特别是对于受批评的同学，将会触及痛处，有利于较快地改正缺点和错误。在童言无忌的孩子们的话语下，弄虚作假多无藏身之地。加之教师的及时表扬与因势利导，正气不断张扬，谎言失去市场。

“群言堂”往往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有狂飚突至之时。一个学生竞选上值周班长刚刚走马上任，第二天早晨就在“群言堂”上被同学们拉下了马。因为有一位同学以充分的事实列举了他许多表里不一的问题。随后，其他孩子也予以“讨伐”，甚至扩展到他在家庭与社会上的不良表现。侯老师在群情激昂中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这些缺点不改正的话，真的危害不小。但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你能够改掉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值周班长竞选中，还将榜上有名！学生给了他一阵希冀的掌声，他在痛苦中看到了一道遥而可及的曙光。课下，侯老师又与其促膝谈心，使他卸掉了心理上的负担，树立了走向成功的信心。此后，他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行为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与社会上，他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个月后，他又一次竞选值周班长，他得了满票，有的学生还蹦跳起来为他大声喝彩。

“群言堂”不但有对学生的否定，也有对教师的批评。教师的一言一行同样置于学生的监控之下。设若教师不了解真情，表扬了哪一位不应该表扬的学生，孩子们就会将矛头直指教师，令教师当面负荆请罪。但侯老师说，我并没有因此感到难堪，因为这既是学生对老师的监督，也是对老师的信任，教师的威信非但没有因此降低，反而一路攀升，越来越高。

“群言堂”对教师的监控，避免了教师以有色眼镜看学生的弊端，学生的真实表现在教师的心中历历在目地呈示出来。

“争当实小新三好”使“学做真人”走向家庭与社会

“群言堂”有了窥观学生是否诚实的一个较大的平台，但学生在家庭与社会上的一些表现依然若明若暗。为了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做一个“真人”，2003年8月侯溪萍担任文登市实验小学校长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争当实小新三好”：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她认为，孩子的思想品德不应是一个多面体，而应是一个真实的和谐统一。表里不一，也是不诚实的表现形态。而意欲透视其中的真谛，就必须借助家庭、社会这个层面的群体视角。社区里有人反映实小的学生将有些人家种的花草折损，有的家长反映孩子在家什么也不干；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却是爱护花草的小使者，热爱劳动的小标兵。这种行为上的悖论，揭示的是另一种不真与不实。而新三好评价标准出台后，在规定的一月一次的社区调查时间里，学生各个方面的表现大多有了一个真实的反映，教师从而做到了“不行而知，不见而明”。

真诚约定让学生有了“管教师”的权利

侯老师认为，要想让学生真诚，教师首先必须真诚。真诚不是悬在空中的空洞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比如学生非常厌烦的拖堂，教师往往难以做到，就是有了口头保证，也并非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作为学生，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为了管住自己，为了在真实方面做一个真正的表率，侯溪萍想到一个新的办法——

她的班里有一个叫于干的同学，聪明而又调皮，最大的缺点是不能约束自己，有时上着课便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做个恶作剧，甚至趁女孩子专心致志听讲的时候猛拽其辫子。即使对他进行批评，甚至他也多次保证，却还是朝令夕改。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能让他言而无信，不能让他毫无“规则”可依。侯老师欲擒故纵，先是非常郑重地对他说，老师决定给你一个最大的权利——管教师，只要老师一拖堂，你就当场叫停和批评。小家伙一听，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回家之后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能管老师了！”他还真的执法如山。一次侯老师在下课铃响后只拖了半分钟课，他就振臂而起，大叫老师已经拖堂，理应自做批评。搞得侯溪萍老师当场检讨，再也不敢重蹈覆辙。

但在给其如此之大的权利的同时，侯老师也对他的管理有了相应的权利，那就是一旦他不信守承诺而有了破坏纪律的行为时，老师也是不留情面。这种双向约定给了她很大的批评空间，一旦发现“情况”，侯老师就当场批评，这时，他也只好俯首称臣。这个孩子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的时间一长，缺点也越来越少，自制能力越来越强。结果，他成了侯老师最真诚的诤友。

可就在师生感情日渐深厚之时，侯老师却调到了第二实验小学。这对可以管老师和习惯了让老师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又哭又闹，非要随着侯老师转至二实小不可。家长实在拗不过他，只好想方设法将他转到了侯老师的班里。这一转，竟转出一个奇迹。他更加遵守与侯老师的君子协定，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并当选上了班长，学习成绩迅速提高。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步入大学的第一天，他就给侯老师写来一封信。他说，在侯老师导引下，“做一个真诚的人”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也陪伴他行走至今。

在16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侯溪萍老师走了一条自己真诚做人和导引学生“学做真人”的朴实无华之路；34岁的她，常为拥有这份精神资产而自豪。

在结束采访时她对记者说，真善美是世界共认的高层次精神追求，而真则是这一精神的核心所在。即使“为伊消得人憔悴”，“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也绝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