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种内涵丰富的校本课程――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国学教育述评
《国学》:一种内涵丰富的校本课程――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国学教育述评
作者:陶继新         更新时间:2014-01-14

《国学》:一种内涵丰富的校本课程

——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国学教育述评

陶继新

 

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形成的《巴黎宣言》称:人类要解决21世纪面临的问题,就应当到东方孔老夫子那里去寻求智慧。可见,学习中国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世界卓越人士的共识。但是,生在中国的孔子及其儒学似乎还没引起更多国人的高度重视。当今时代,人们似乎更追逐一种时尚。古典文化的那一方天地逐渐被信息、技术等“一日千变”的“实用主义”所替代;而剩下的那一角蓝天,仿佛也被现代化的浓烟所污染。流长的渊源似乎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使那个锈迹斑斑的车轮行进得愈发缓慢。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竟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当今学习与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且为之振臂而呼并付诸实践者,可谓风毛鳞角。赵朴初、冰心等知名士倡议,著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做董事长的北京市圣陶圣陶实验学校,便打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响亮口号,让小孩子从一入学就学习《诗经》《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开始有了“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绚丽与壮观。 

圣陶实验学校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息不胫而走之后,好长时间在出过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山东省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回响。2002年秋天,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的校本课程《国学》课的开设,作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山东首次闪亮登场,《人民日报》随之进行了报道。山东的现代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慰孔老夫子的英灵:这里已经荡漾起诵读至圣先师儒家文化的童音,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阵营中回响了起最富朝气的孩子的呐喊。

《国学》课的总体构建

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国学》教材的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古色古香的封面所包装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让人明晰地窥见编写者的审美追求与价值指向——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原始儒学的文化。儒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四书》《五经》则是体现这种主流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编写者以《四书》《五经》的经典章句构建起了教材的核心内容,以课文部分(必读内容)和阅读部分(选读内容)构造教材的主体框架。课文部分除《四书》《五经》外,还选编了《山海经》《荀子》《后汉书》《淮南子》《世说新语》《西京杂记》的部分内容及古代的一些名篇佳作。阅读部分的内容选自《列子》《墨子》《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晏子春秋》《东坡志林》《俞楼杂纂》《归田录》《绎史》《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由仁、礼、德、信、伦五个单元组成的课文部分,既是学生初识儒家文化的简明读本,也是学生感受儒家先贤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精典教材。而以思想性与趣味性交相辉映的阅读部分,则可以使学生在情趣盎然中走向“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理想彼岸。如此的教学内容与课程安排,能够让学生在人生的奠基阶段,初步地内化儒家文化的宏旨要义。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传承,又可以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外化为良好道德、丰富学识和文明行为。

《国学》课的文化背景

大明湖路小学的领导与老师开发《国学》校本课程,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据杨兴永校长介绍,大明湖路小学院内有一处年久失修、已被封闭的古代建筑,原有的恢宏气势今日仍然依稀可见。它就是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重建于明洪武二年的“府学文庙”,简称文庙。这一仅次于曲阜孔庙的儒家弟子学习之地,成为学校开设《国学》课程得天独厚的学养资源。2000年秋季国家课程改革的异军突起,又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所以,学校认为开设具有个性特点,符合大明湖路小学实际的校本课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杨校长说,近年来洋文化的长趋直入,国人民族精神的缺失,特别是中小学生对古文化的无知,令他们长叹不已。在大明湖路小学开设一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具有承文庙之先风,启文化重构的特殊意义。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富有文化意蕴的《国学》课程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国学》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教师不再仅是课程的消费者和实施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课程的生产者和主动的设计者。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开发,不仅是为了开发一系列的课程文本,而更加注重参与过程本身。同时,“校本”强调课程开发活动是学校发起的,并在学校中实施,强调从学校发展和学生需要出发,强调对学校和社区资源的利用。因此,研究和开发校本课程,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资源,是学校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大明湖路小学的教师开发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校本课程,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工程,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因为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并不具有丰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但这一校本课程却又要开发者富有丰富的古代文化修养。聘请专家参与课程开发是破译这一难题的可行之路,因为他们学养丰厚,可以从古代文化中撮取最有价值的内容构建新的教材。但他们对小学生现有学习情况知之甚少。所以,最佳的方案是专家与教师联合开发《国学》课程。大明湖路小学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特聘济南市教育学院徐北文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刘心明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教材进行校勘与指导。教师在与专家共同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由于“底气”不足,开始尚对专家的意见惟命是听;但随着课程开发的深入,他们对古文化的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这一新的课题的研究从浅层次向深层次突进。渐渐地,他们也在参与意见,有时甚至与专家发生意见分歧,争论不休。但正是在这种争执中,专家更加了解了学习客体的心理状态、实际学习能力和内在的潜力;教师既在开发课程中学习了不少古代文化知识,也无形中为以后的教学做着由浅入深的备课。

2002年秋季《国学》校本课程首次进入教学课堂之后,大明湖路学的教师又成了这一课程的真正实施者。由于是自己亲自开发的课程,自己在备课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自我地解决问题,感到这一新的尝试既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情趣;既是一种自我激励,又是提升自己文化品位的有效路径。有的甚至说,我们不仅在教课,也在文化升值。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但要对这一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诠释,还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但也正因为很少思想束缚和传统羁绊,教学行为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而对教材内容的优劣取舍,常有百家争鸣的各自看法。因之,修订和改革既有《国学》教材,则成了他们的自觉追求。所以,在实验半年之后的2002年寒假,大明湖路小学的教师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增删内容,对这一新的课程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改造。大家普遍反映,改编后的教材内容更精美,也更适合学生的学习与阅读。

对《国学》课程的评价

《国学》课程实施一年后,赢来了来自教师、学生、家长和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一、教师:留给我们自己开发的空间很大

听李兰铎和姚丽老师执教的《国学》课时,我感到她们还没有走进游刃有余的教学境地,但她们却是从自我的视角诠释儒家文化,自我探究一种适宜于自己教学个性的教学方法。在课下交流时她们谈了教学的感受:教学这种课程,比有现成教参的统编教材难度增加了不少,但留给我们自己开发的空间很大。由于其中的文化含量较大,教学者与学习者都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比诸统编教材的教学,教师的受益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国学》教材所选多是“文以载道”的内容,师生在教学互动中都可以自觉不自觉地提升各自的道德修养。王海兰、郭骏、邹红、谢俊梅等教师都认为,《国学》课的开发,为师生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瑰丽殿堂的大门。无须过多地倡导,“星星之火”的“国学”热,很快便在教师中形成“燎原之势”。

二、学生:学到的不只是丰富的知识,还有如何做人的道理

学生谈起学习《国学》课的体会,总有说不完的话语,甚至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唐文雯同学说,我们从中学到的不只是丰富的知识,还有如何做人的道理。邵莹同学认为,“国学”就像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老师,将我们带进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殿堂。杜梦飞、鲁鸣柳、杨树润、戴田田、郑晨等同学一边背诵《国学》中的语句,一边很骄傲地向笔者解释着其中的意思。有的同学甚至在《国学》教材之外,又在家长的指导下,自选了一些“国学”篇章,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杨校长高兴地对笔者说,数年之后,这些学生因对古文化的不断吸纳,将在做文、做人和做事各方面展示出不同寻常之处来。

三、家长:从儿时开展“国学”教育,会使孩子从中汲取丰富的人文素养

对于学习《国学》课程,家长可以说好评如潮。邱小洁同学的家长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生命历程中梦魂萦绕、筋肉难分的不绝血脉。从儿时开展“国学”教育,会使孩子从中汲取丰富的人文素养,这对陶冶心灵,提高民族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都将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葛颜欣的家长说,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崛起,异域文化的撞击和沟通遍及全球。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人文建设这篇大文章,乃是一个民族能否以独特的精神风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性问题。张浚哲、李明迪、石昊宁、杨凯文、张无昀等同学的家长非常动情地告诉笔者,他们为孩子从小学接触到“国学”内容欣慰莫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孩子终生发展起到非凡作用的创新之举,是在孩子最需要吸收高层次学识时的一场及时雨。他们说,感谢学校,我们和孩子将永远记住这一特殊的校本课程。

四、专家:不仅是对知识的沿袭,更重要的是对思想的传承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袁忠岳认为,大明湖路小学《国学》课的开设,将使学生终生受用不尽。他说,语言是一种信息,一个人如果从小学便能够受到“国学”思想的陶冶,时间一久,潜移默化的作用就会呈示出来。当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所学的内容,就能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现在人们常讲的的合作精神,讲诚信、自强不息、学无止境等,与古代优秀的文化都有相通之处,在《四书》《五经》中都可以寻到它们的渊源。

山东省教科所研究员陈培瑞先生对大明湖路小学《国学》教学的内容与形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国学》教材的内容之深邃,形式之多样,语言之精辟,堪称千锤百炼的精典之作。其中的许多作品都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本质反映。学习它,能够陶冶性情,提高心智,净化心灵。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学习《国学》内容,不仅是对知识的沿袭,更重要的是对思想的传承。而教师采用以读、背为主,点拨为辅的教学形式,符合《国学》教学的特点;加之巧妙地运用现代教学技术,将声、像、文融于一体,从而将学生的学习引领到生趣盎然、摇曳多姿的乐学境地。

 

开好《国学》课的思考

《国学》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评价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尽管在初设此课时已经进行了一定考虑,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完善。但是,这毕竟是大明湖路小学的一种新尝试,有待探讨的问题还相当不少。笔者对此虽有一定的研究,但不少深层次的东西仍存雾里看花的困惑。下面所谈的一些看法,仅是一己之见,提供一个参照而已。

一、教材内容应当进一步拓宽

《国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构建教材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儒释道争相辉映的多元文化体系,舍弃道释而只重儒学,就会在学生初识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将他们引领到一元文化的境地。其实,老庄哲学内蕴着丰富的哲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辩性极强的哲学。特别是《老子》,多少年来,一直令不少西方国家以思辩见长的哲学大师望洋兴叹。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等哲学思想,并非悬在白云深处的玄妙之学,而是我们认识世界人生的大学问。日本等许多国家对《老子》的研究,对其现代经济的发展都过很大的作用。而人们谈起佛学,好像离我们小学生非常遥远,甚至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应当敬而远之的“迷信”。其实,佛学中容载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著名作家余秋雨在小时候就能熟背《金刚经》等佛教精典篇章,很多文学大家都对佛教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既然是国学,就不应是儒家文化一花独放,而应是儒释道多元争妍。大明湖路小学的《国学》中只选了庄子的一个片断,对于老子和佛教内容,无一涉及,这就使得《国学》内容有了不少的缺憾。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敬仰的文学大师,并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保持一种乐而忘忧的伟大情怀,就因为他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并内化成了一种属于苏氏思想性格的美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苏东坡的这种文化积累与思想升华,正源自他小时候对中国精典文化的多元吸纳。但目前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还多是停留在浅尝辙止的层面,休说《老子》《论语》,就是唐诗宋词,也在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中只有了牙牙学语的哼唱。正因为如此,大明湖路小学的《国学》教学,更应当具备厚重的文化内涵。在以后教材重新修改时,增选一些道释文化的精典之作,从而让孩子从小时候就接触到一个真实多元的中国文化。

二、一定要多读多背

“国学”的教学与学习,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教师的精要讲解与浅易翻译,学生对文意的理解与诠释,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定要少之又少。能少讲者不多讲,能不讲者就不讲。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读好,背会。大可不必担心学生食而不化,囫囵吞枣。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曾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过这样一段话:“加强对古典文学名篇的阅读和记忆是尤为重要的。我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和老师的强迫下背诵了一些还不能理解的古文,虽然当时不得要领,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却发现那些东西已渐渐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成为思想的精髓。”据舒乙先生讲,圣陶实验学校七八岁的孩子对《论语》《诗经》等古代文化精典作品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当时虽然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但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自己就慢慢地理解其中字词的意思了。他说,他们到年纪大了以后,孩提时代在课本上学过的东西很多都忘记了,但惟独背诵过的一些古诗词耳熟能详。由此内化而成的自身的思想、性格与修养,更是如影随形般地跟随人的一生。

中国古人数千年的学习都是注重朗读与背诵。现在将这种方法拿来为我所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的“落伍”,同当今教育上极力主张的求新求变与让学生多思多想背道而驰。但我们如果思考一下古代先贤的学习方式与突出成就就释然了。我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从公元前551年孔老夫子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500年间,中国能够正规入学学习的人数,远远没有从1949年到现在入学就读的学生多。况且我们现在从国内外还学习了许多大教育家的精典教学方法。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学子,成为世界级文学巨人者几乎是零。这种悲哀不能不令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中国古代的每一个时代,几乎都产生了让世界瞩目的大思想家、文学家。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屈原等一大批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到帝制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大文学家曹雪芹,无一不是世界级的大师。那时候还没有苏霍姆林斯基,也没有布鲁姆和布鲁纳,即使有,也因国域之隔而无法学习其精妙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的先人就用自己最“笨”的方法——朗读与背诵,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应该引起教育界人士足够注意的时候了。

另外,目前学习内容的低下与教学方法的不当,与古代文人学习“取法乎上”和注重读背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古时候的学生起始阶段学的是《四书》《五经》等高层次的文化精典,现在学习的是“上中下,左中右”等所谓由浅入深的浅层次文化;古时候一开始就让学子去背诵,现在是一开始就要学生去“创造”;古时候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现在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蔑视;古时候强调文化积淀,现在倡导凭空翻新。什么文化积淀,什么厚积薄发,在“现代教育”中都成了不合时宜的旧有传统。如是下去,休说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大思想家、文学家难以诞生,就是产生有点名气的大学问家也难乎其难了。一味地逐新求异,丢失的不仅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还有自己的个性和中国文化学习的本质东西。朗读与背诵这一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学习古代文化的方法,千万不要再将其视作污水一样地泼掉了!

所以,我们的老师,不要担心你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思想不合,不必要去在花样上做文章。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就要让他们去多读、多背。说不定数十年之后,你教的学生中就有了引人瞩目的文学大师、国学大师。

三、教师的素质要提高

由于《国学》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较高,又无固定的教学参考内容与教学方法,所以,教师自我对教材的认识与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些已经适应于统编教材教学的老师,在教学《国学》课时未必能够从容应对。

对于《国学》教学内容,教师不单单要会“教”,也不单单要

会“背”,还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譬如要教学《论语》中的这一章:“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其中的“好学”就大有学问。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好学”。不了解颜回其人,不知道孔子之“学”的道德内涵,就难免瞎子摸象。而仅依翻译之言鹦鹉学舌地读上一遍,恐怕连自己也不得要旨。况且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国学》,还要让学生真正内化所学的知识,教师的引导背诵,教师叙说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故事,甚至在课下与学生看似无心却有心地自然交流,都需要深厚的学养。这样,学生才能从心里佩服你,教学效果才能够达到较高的层面。

笔者在大明湖路小学听课时,感到老师的素质相当不错,但是,要真正适应《国学》课的教学,仍需进一步的努力。这与让学生只背不讲不一样。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长期知识储备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内化所学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拉得很长,但时间愈久,文化内涵就会在学习者身上焕发出熠人的光采。但教师则不可以,他要在教学过程中,让丰富的知识内涵外化出来,让学生从中学到真正的古代优秀文化。只有教师具备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修养,在教学中才能够左右逢源、驾轻就熟。

这种要求有过高之嫌,但却是必行之路。特别是年轻教师,更应当主动地向这方面努力。老师们如果借助教学《国学》的契机,对古代文化进行认真地学习,多背诵一些古代精典作品,不仅可以在教学中呈示出良好的效果,还会对一生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原载于《现代教育导报》,200347日。)

(收入《造就卓越学校——20所名校的成长档案》书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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