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30日，山东省副省长王军民听了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办事处实行“教育券”的报告后批示：“临淄辛店中心校推行‘教育券’的经验很好，可安排教育厅总结经验，宣传推广。”那么“教育券”从诞生到现在一年时间，究竟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对当今学前教育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山东首张“教育券”实行一年记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中心校实行“教育券”的尝试
陶继新
“教育券”理论于上世纪中叶由美国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他主张政府改变对公立学校经费自上而下的投入方式，而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学生家长，以充抵在政府规定范围内的任何学校的学费或其他教育费用。
目前，“教育券”制度已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推行。
我国浙江长兴县于2001年率先实施“教育券”计划。
以乡镇为单位，在学前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同时实行“教育券”者，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办事处于大陆尚属第一家。
“教育券”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信誉卡”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中心学校实行“教育券”之初，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无异于为原本复杂的教育又增添了一层麻烦。但是，当张振斌校长将这一想法向街道党工委朱成贵书记汇报后，朱书记鼓励他说：“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我们大胆试一试。”
2004年9月6日，辛店街道党工委、辛店街道办事处做出《关于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发行“教育券”的意见》。
《意见》决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在辖区内向符合条件的学前及义务教育段学生发放“教育券”，建立新的教育投入长效机制，构建教育系统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意见》对“教育券”所需资金的筹措渠道作了明确规定：学前幼儿“教育券”所需经费，由街道办财政筹措解决；义务教育段贫困学生所免费用，由教育、民政等部门共同筹措解决；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认购“教育券”的形式捐资助学，逐步建立贫困学生助学“教育券”基金。
拥有辛店街道户籍的学前幼儿，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的子女、孤儿和革命烈士子女，在辖区中小学就读的残障儿童，因家庭遭受意外灾害、家庭主要成员重大疾病或伤亡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均可享受“教育券”待遇。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参加邪教组织和参与集体上访和无理越级上访者，两年内不享受“教育券”待遇。
“教育券”每年的标准视学段及家庭情况而定，街道办每年从预算外拿出20余万元用于“教育券”补助，学前幼儿每人260元（今年提高到300元），义务教育段贫困学生300元，因家庭遭受意外灾害、家庭主要成员重大疾病或伤亡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200元。2005年，辛店街道王朱村为本村幼儿每人每年增加教育优惠券300元；辛店街道渠村村为本村义务教育小学段、中学段所有学生每人每年发放教育优惠券200、300元。
学前幼儿“教育券”由居民持本辖区户口簿领取。义务教育段贫困学生，由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于每学期开学注册时，向学校出具户口簿及临淄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或社会福利机构证明、革命烈士证书、残障认定证件），经学校认定、中心校审核后领取“教育券”。因家庭遭受意外灾害、家庭主要成员重大疾病或伤亡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学生持所在村（居）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认定、中心校审核后发放“教育券”。
“教育券”由财政和教育等部门统一盖章，通过村居发到幼儿、学生家长手中，学校负责接受贫困学生，回收“教育券”。在工作过程中，村（居）民委员会建立了严格的“公示制度”和“层层审核制度”。教育部门负责“教育券”的指导、实施和监控，建立“教育券”发放档案、贫困学生档案等。“教育券”的发行必须“四公开”，即公开实施“教育券”的单位、公开享受补助人员、公开享受补助标准、公开工作程序，保证受援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保证教育经费真正到达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手中。
学生凭券代缴部分费用，园所凭券向政府财政部门兑现资金，从而保证了政府用于“教育券”的经费全部回到教育。同时，义务教育段学校凭回收的“教育券”换取等额经费用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学校不再因学生的贫困而减少收入，保证了政府向每一所学校公用经费的均衡划拨，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
幼儿园学生牛晓寒的妈妈朱庆华对记者说：“老百姓没有固定的收入，送孩子入园晚一年是一年，主要是怕花钱。一说实行‘教育券’，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直到领到‘教育券’时还问：‘能当钱吗？’结果还真的用上了，而且能当260元用。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政府考虑得非常周到，老百姓对政府十分满意，给农民减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据幼儿园学生赵如萍妈妈石秀美介绍，她的邻居智力不好，家庭非常困难，小孩智力也差。尽管孩子很愿意入园，但家长并不心甘情愿。正好赶上实行“教育券”，特困补助了300元，家长高高兴兴地将孩子送到了幼儿园。小孩子的奶奶逢人就说：“没有政府的帮助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多亏了政府，还是这个社会好，共产党好。”
街道党工委朱成贵书记认为，“教育券”的实行，使政府承担了基础教育的责任，保证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教育券”成为我们转变政府教育管理方式的有效政策工具。“教育券”把过去那种“看不见”的教育福利变成看得见的福利发放到家长或学生的手中，从而在老百姓的心里树立起了政府的形象。而且还有利于计划生育，也减少了无理上访，维护了社会安定。
淄博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袁仲霞科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命运。对大多数家庭和孩子来说，每学期区区数百元上千元的学费也许只是一件衣服，甚至只是一个玩具。然而，在贫困生家长的眼里，这可能就是一家人一两个月的生活费，是一笔不得不四处筹措的巨款，是横在这些孩子书桌前一道迈不过的大坎。所以说，发放“教育券”，为困难家庭子女撑起遮风挡雨的大伞。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券”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信誉卡”，是人民群众对学校的“报销单”，是学校教师对政府的“工资折”。
分配制度与竞争机制激发办园积极性
“教育券”的实行，是与教师分配制度改革同步而行的。幼儿园凭收回的“教育券”到街道办事处换取经费，用于发放幼师工资和办公经费。教师的固定工资约占工资总额的30%；绩效工资由幼儿园自主发放，各园凭收回的“教育券”到街道兑换等额经费，月人均400元，约占幼儿教师工资总额的70%。然后根据幼儿教师保教幼儿的多少，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劣，以工作实绩为依据，多劳多得，优教优酬。幼儿教师绩效工资具体的拨付办法系“教育券”款数×幼儿数，借读幼儿也按辖区幼儿发放“教育券”款数计算。这样一来，教师所收孩子多少，就成为本人绩效工资的晴雨表。于是，教师想方设法多收学生，一心一意关心孩子，便“不令而行”地在教师之中行动起来。
据孙薇老师讲，老师们都在主动地联系入园的孩子，有的老师甚至拿着水果到入园孩子的家长家里做工作。以前个别教师喜欢长得漂亮的孩子，现在关注的是每一个孩子，不管其家庭条件好坏、孩子智力情况如何，个个来者不拒。
曹秀坤老师对记者说，“教育券”的实行，还有效地控制了学生的流失。马建辉小朋友因患病，没能按时升入一年级。病好后，想上幼儿班跟读，但已超出享受“教育券”资助的年龄范围。由于他的父亲身体残疾，家庭非常困难，只好决定让孩子在家玩一年。学校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街道办特对马建辉小朋友放宽了“教育券”发放的年龄限制，让其很快进入幼儿园之中。
“教育券”实行之日，竞争机制也应运而生。学生家长手持“教育券”，可以自我选择所在街道办任何一所公办幼儿园，可以自我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老百姓拥有这种选择权的同时，对各个幼儿园的质量的要求也高起来，潜在的竞争便不宣而战。教师如果缺少较高的思想品位与文化素质，没有以孩子为本的教育思想与具体行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现象就会在自己面前呈现。
办事处中心校教研室王月慧主任认为，“教育券”的实行，使得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能自由选择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学校，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从而要求学校能对市场及受教育者的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在“教育券”的流动中实现学校的优胜劣汰，利用市场的规律改善中小学的教育质量。
王朱小学崔宏国校长对记者说：“我们必须把幼儿园办好，如果我这个片的孩子跑到别的幼儿园里入园，我脸上一点儿面子也没有了。再说，老师也绝不会答应。所以，我们所有幼儿园的教师无不将心用在教育教学上，办园的质量几乎是天天都在提高。”
随着办园质量的迅速攀升，家长让孩子入园的主动性也越来越高。以前孩子到了3岁，幼儿园教师作了许多工作家长还是不让入园；可现在刚刚2岁半，家长就主动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里来。
辛店中心幼儿园教师王丽云说，家长送孩子入园的年龄之所以越来越小，一是因为有了“教育券”，不用白不用；二是教育教学质量快速提升，家长非常信任园里的老师。
据辛店中心幼儿园郑江红老师对记者讲，吴宇清小朋友的妈妈在城区的幼儿园任教，但她不让孩子在城区上学，而是留在了我们中心园。因为她这样做既可以享受“教育券”的待遇，也是对我们园教育教学质量的认可。
“教育券”的实行引发了分配制度与竞争机制的改革，从而激发了教师办园与家长送孩子入园的积极性。去年全镇入园的孩子比前年增加了84名，今年又增加了124名，入园率达到100%。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局副局长徐兴明认为，“教育券”政策是人们希望改革教育，追求教育的公平与公正的有益尝试，它折射出通过教育机会均等而追求社会正义的理想。学前幼儿拿着券去选择学校和老师，使学生变成教育市场中最活跃且享有主动权的主体，从而撬动市场；义务教育段贫困学生凭券交费，不再为交款而窘困，一定程度保护了弱势学生的自尊，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公平立教。
全心全意关心孩子在幼儿园蔚然成风
王朱幼儿园业务园长曹水霞认为，0—3岁是孩子智能黄金开发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孩子2岁半即可入园，为我们对孩子早期教育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全心全意关心孩子和研究教育教学在幼儿园蔚然成风。
武大伟老师对记者说，“教育券”实行后，家长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教学必须多去揣摩家长的需求，迎合家长的需要，善待孩子；还要多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而且要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孩子们大胆发言、敢于提问等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据崔宏国校长介绍，为了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学校对每一个孩子都有具体的考核，每学期至少四个家长开放日。通过考核与家长参与，使广大老师更加增强责任心，更加重视教育教学改革，更加关注与家长的沟通。从而使幼儿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到优质教育。
刘柏侗小朋友2岁半就被妈妈齐爱玲送到了辛店中心园上小班。刚入园的时候，孩子哭叫着不住下，老师每天中午就抱着她睡，给她唱歌听。一个星期后，孩子很愿意上学了，在园里学了唱歌、跳舞、珠心算。孩子生病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妈妈，我要去上学，我很想老师了。”她的妈妈只好把孩子送到园里，中午再接回来打吊瓶。给记者谈起孩子在园里的学习与生活，齐爱玲总是感动不已，她说：“我的女儿入了这么好的幼儿园，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啊！”
谈起孩子于泽浩在幼儿园的情况，妈妈石志红有一百个的放心。因为在接送孩子时，老师总是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家长谈一谈。有一次于泽浩吐了，老师把他送回家。到了第二天，园长碰上了，还问孩子怎么样了。石志红非常感慨地说：“园里那么多孩子，园长还对一个生病的孩子记得这么清，园长、老师的素质真是太高了！”
辛店幼儿园张慧芳老师还对记者说，“教育券”实施后，从外地转来了大量的学生，特别是合顺店的私人园全部转到了辛店园。因为我们搞好幼小衔接，让孩子在玩中学到更多的知识，私人办园做不到。我园的张士其小朋友被评为市百佳幼儿，牛梦君、石卓颖小朋友被评为市艺术教育优秀幼儿。
幼儿园学生石晓彤的妈妈王金玲很动情地对记者说：“孩子要毕业了，经常说：‘以后，我见不到老师怎么办’，很怀恋。”她对“家园联系卡”非常满意，园里写上孩子一周的表现，很便于和家长沟通。她说：“这里的老师很好，很敬业，也很节俭，孩子到市里去比赛，老师和孩子不舍得坐出租，而是坐公共汽车，家长对这样的园很放心。”
教师良好的教育也影响到了家长。小朋友石可蔚刚入园的时候，她的妈妈杜秀清还有点担心：孩子多动，喜欢乱穿衣服，精力不集中。这个乡村园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吗？没想到孩子上学后就从没有旷过课。老师和她经常沟通，了解家长的教育方式，探讨家教中存在的问题，交流其他家长教育孩子的好办法。老师还告诉她教育孩子时存在的问题。这令杜秀清特别感动：“老师带这么多孩子还这么耐心细致，而我们当家长的只带一个孩子还带不好。”她不断反思自己的做法，最后感悟到，教育孩子形成好的习惯要从家长做起，要给孩子温暖，要改变随便打孩子的习惯，要向老师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教管系文新华、鲁莉、张洪华、李锐利认为，“教育券”建立了公民监督政府教育工作和学校工作的一种新机制，使公民通过选择教育和学校直接影响政府的教育决策和学校决策。在一定意义上，它还促进了教育民主，并进而促进了政治民主。
孩子的变化太大了
孩子虽小，但却是鲜活的生命体。他们在成长中，感受着老师的真爱，感受着求知的快乐。于是，对老师之爱就自然而然地从孩子心里流溢出来，可喜的变化也在不同的场合显现出来。
辛店中心园学生杨晨身体素质差，而且原有癫痫病。入园后，老师教他做操，搞活动，以提高他的身体素质。他不但学会了拍球，还学会了很多知识。原先他的癫痫病经常犯，入园后却一次也没有犯过。姚可心回家后对妈妈说：“妈妈，今天是我值日，我来摆碗筷。”而且抢着洗自己的小衣服，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说起这些变化，他的妈妈孙霞非常激动地告诉记者：“孩子的变化这么大，是我原先想也没敢想的事情，真的太感谢园长和老师了！”
石可蔚的妈妈杜秀清则向记者谈了几个感人的细节——
“有一次，外边刮大风，我在和孩子收拾楼顶时，孩子着急地说：‘这么大的风，老师是不是也在楼顶上，可千万不要把老师刮下去。’”
“有一次，孩子和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叫王老师妈妈？长大了我要嫁给王老师（女），妈妈，以后你会不会去看我？’‘妈妈，星期六、星期天我们能不能上学？’有时老师没有去上课，回来就问老师怎么了。”
“我上了小学后见不到现在的老师怎么办？”
听说记者采访“教育券”，双胞胎张发强、张发盛的爸爸张效志一瘸一拐地找到记者，说一定要说说“教育券”实行后对他这个家庭的帮助。几年前，他因车祸而左腿残疾，但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希望孩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实行“教育券”，他将为此非常困难。现在两个孩子每个每年享受260元的教育券，外加困难家庭一个孩子150元的补助，村里又给每个孩子300元补助，入园没有了任何困难。他笑着说，这不是天上掉陷饼吗？一分钱的学费也不用交，就可以在幼儿园里学习了！他说，自己一个歌也不会唱，可两个孩子都唱得相当美。听着孩子唱着歌，看着他们天天笑着入园，唱着回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他说“更加令我自豪的是，孩子说话很幽默，非常活泼。一天，我给孩子说，不上学就叫你放牛去。没想到，两个孩子一听就都哭了。他最后说，你随便找几个老百姓问一问，对于这件事，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辛店中心园学生刘柏侗的妈妈齐爱玲谈起刘伯桐小朋友入园后的变化，总有说不完的话语。她说，孩子上了一年的学，虽然现在不到4周岁，但一言一行却像个小学生。当妈妈批评她哥哥时，孩子就和妈妈说：“爸爸妈妈很辛苦，孩子不能惹爸爸妈妈生气，哥哥惹你生气我不让你生气，我在学校是个好苗苗，在家要做个听话的好宝宝。”她的妈妈生气要打哥哥时，她就和妈妈说：“老师说了，爸爸妈妈不能打孩子，孩子有了错误要教育他。”
到下大雨的时候，妈妈不让刘伯桐到园了，但她坚决不干，他说：“不上学不行，老师会挂念我的。”即使周六、周日，也愿意在园里和老师在一起。她经常对妈妈说：“要是我能在园里和老师住在一块多好呀，妈妈搂着哥哥，老师搂着我。多幸福呀！”
辛店中心园学生赵如萍妈妈石秀美对记者说：“孩子的变化太大了，原先孩子跟着他奶奶，从不讲卫生，从不让别人吃他的东西。可入园时间不长，孩子主动的分苹果给姥姥和我，我感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问他是怎么想的，孩子说：‘老师说了，孔融四岁让梨，我今年已经五岁了，怎么不能让？’”
“我让孩子背一背孔融让梨的故事，孩子把三字经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我虽然听不懂，但很高兴。”
2005年5月13日，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局幼教科崔爱铃科长在江苏省张家港召开的全国学前教育年会上，就辛店街道实行“教育券”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引起了全国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据临淄区教育局朱于敬局长讲，辛店街道将进一步探索“公办民助”的办园模式，准备投资300万元、吸引社会资金200万元，建设占地30余亩的高标准幼儿园，并纳入“教育券”定点实施单位。用“公办民助”的幼儿园，刺激以政府为主的公办幼儿园，使幼儿园管理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转变。
（原载于《山东教育》，2005年第33期。）
（收入《造就卓越学校——20所名校的成长档案》书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